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11-0009-08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指向，是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技术理性与政治统治的密切结合。技术理性的社会控制功能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它对于语言领域的强烈渗透所导致的语言异化现象。语言异化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表现在日常语言被技术理性所改变，这种改变又进一步禁锢了人的头脑，消除了人的历史意识和对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渴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中，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非常有助于我们澄清语言异化现象的成因、表现、危害和消除等问题。研究他们的思想，对于我们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批判逻辑，对于我们思考技术理性统治下人的解放出路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抵抗，对于我们发现与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对于中国等欠发达国家未雨绸缪避免陷入同样的技术理性陷阱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 一、语言异化：理性化与神秘化的辩证法 语言的异化意味着人与语言关系的颠倒。语言现象在其起源和发展史上，本来体现的是人类的成长和自由。人类学研究表明，最初的语言与人对自然的神化和崇拜有着直接关系。它把神性赋予了语言，导致语言的神秘化。但是，当古希腊哲学尝试用语言表述自然之中的普遍原则的时候，语言的祛神秘化就开始了，哲学也通过对逻各斯的追索和思辨锻炼和增强了人的理性认知和逻辑思考能力。没有语言对人的服务和锤炼，理性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近代以来，语言更是启蒙和现代性进程的推动因素，它通过服务于科学而对技术进步和工业文明的勃兴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到来，语言对人类的正向推动却似乎达到了顶点，一种盛极而衰的反转趋势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异化批判正是对这种趋势的一种冷静审视和深刻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语言作为一个同化工具出现了，它构成了对人的束缚和压抑，它同工具理性一道，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帮凶。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中文化与资本和技术相结合，从而异化为对人进行欺骗、麻醉和控制的文化工业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判。在他们的批判中，语言异化现象也作为文化工业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被触及。在他们看来，同现代性所走过的道路一样，启蒙以来语言的历史变异同样走着一条逐渐背弃自身的自我否定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语言从一种解放和自由的凭借变为压抑和控制的手段。 异化的语言是以相当正面的形象出现的，体现为一种句式明确直接、含义简明易懂、语气亲切自然、用词时尚流行的语言。它的含义通常只停留在表层，没有容易产生歧义、混淆和联想的成分。基于这些性质，它不但是一种利于交流和理解的实用性语言，也是科学研究和成果表达的理想语言。然而，当超出科学研究的范围时，这种语言的负面效应就显露出来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这种透明态的语言所映现的是语言的符号化，而符号化则体现着语言的迷失。 语言的符号化也是语言的理性化，在现代性进程中代表着理性进步的正面现象。理性化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科学，服务于人类文明。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符号化的语言消除了语言的神秘性，使之变得简单化、实用化和工具化。这种非神秘化的过程也反映在一些体现着神秘、迷信、崇拜、超验等含义的词语的消失，或者词语本身不消失，但是其“混沌”的意义成分被不断剥除，语言也越来越成为摆脱了复杂意义累赘的纯粹符号，话语的结构也越来越成为能够明确地、无歧义使用的语义骨架。这种符号化语言并没有安居于科学研究领域，它不但随着现代化的不断进展而日益加深其符号性质，还向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领域蔓延，而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语言重新走上了神秘化的道路。“词语越是能够纯净透明地与人交流，就越会变得无法让人理解。于是，语言的非神秘化，就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组成要素，从而使语言重新变成了巫术。”①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通过词语的观念和词语的形式(符号)之间的断裂说明了语言是如何化身为禁锢人的心灵和行动的“巫术咒语”的。根据索绪尔语言学，词语是观念和音响，即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对立和统一。统一性的方面体现在二者的依存，词语的完整性必须体现在所指和能指的结合。对立性则体现在所指和能指之间并没有内在而必然的联系，而是一个封闭系统之中的任意关系。所指与能指之间存在着独立性，即，它们之间并非纯净清楚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分裂、重叠和交叉。作为符号的能指不能被还原为单独的观念(所指)，作为内容的所指也不依附于唯一的形式(能指)。然而，随着语言的现代化和理性化，词语的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却被极大地简化乃至破坏了。实证科学领域的内容与形式一一准确对应的语言方式溢出到了社会生活领域，导致语言的方式变为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僵化对应，这使得语言在变得清晰明白的同时，也流失了丰富的意义。事实上，社会生活领域的词语，尤其是那些具有抽象含义的词语，是无法做到形式与内容的整齐对应的，强行做到这一点，意味着必须对词语的内容与形式之间蔓生的绵密枝节做出修剪，而这种对语言的粗暴干预必然导致语言的失真和变异。在实证主义向哲学和社会领域溢出并导致对形而上学的怀疑和拒斥的背景下，对词语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理顺”随之发生。“有固定字序的任何词，只要它超越了与其所指示的事件的关系，就会被斥责为语义不清或词语形而上学。”②那些具有历史深度的抽象词语的含义被大大删减了，词语的形式和内容之间越发成为经验世界里僵化的一一对应关系。词语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对于语言和交流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词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固定化，意味着语句的意义只能在封闭的圈子里打转；以纯净的词语所组成的句子变成了抽象的符号堆积，无法超越经验层面去追求和表达哲学的终极关怀和历史的深远意义。极度理性化并因而异化的语言遂成为把思想囚禁在经验世界里，堵塞其向历史和未来伸延的所有出口的咒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