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研究亟需自觉的人类学视角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当前的价值观研究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过多注重人们“应该”拥有什么样价值观的研究,而相对忽视对人们“可能”拥有什么样价值观的研究,即对在高度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们认同、践行价值观的主体条件的研究。通过分析康德的人类学思想,尤其通过梳理马克思从哲学人类学走向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学理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重要启示,那就是价值观研究必须有自觉的人类学视野。在自觉的人类学特别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野中,价值观研究将获得诸多重要的方法论借鉴,真正聚焦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激活众多以往被遮蔽的“接地气”的现实问题,从而使价值观研究获得日益全面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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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0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事物意义的根本看法。在一定意义上,国家、社会是由价值观维系起来的共同体,人则是彰显价值观存在的具体主体。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在社会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的当代中国,价值观问题特别是核心价值观问题被愈益凸显出来。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这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关乎人民的幸福安康。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需要学术聚焦与探索,包括核心价值观在内的价值观研究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个事关全局的学术热点和焦点。

       任何价值观归根结底都是人的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某种价值观的最终主体也一定是人。总体而言,中国当代价值观研究包括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和价值观传播(宣传)教育研究或应用研究两个主要层面。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又始终交织着学术与政治两种话语方式,难以彻底厘清。但无论如何,在当前两个层面的价值观研究中,都十分注重人的问题。譬如,强调要以人为本,从现实的人出发,尊重人的主体地位;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使正确的价值观“入心入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运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比如“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为等文本依据,并予以多方面的解读;等等。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价值观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恰恰是在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入心入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同时,却鲜有对人的现实复杂性、人的主体素质、人的“行”、人的“心”和“脑”的状况的细致研究。也就是说,目前的价值观研究过多强调了什么是价值观,以及人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而相对忽视了现实的人是怎样的,以及人们“可能”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样一来,价值观研究中反复叙述和强调的“现实的人”等思想大多还停留于哲学抽象和政治原则,对于人的重视还主要止于形而上学的演绎和语言修辞性的宣誓,真正“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却往往被这些抽象演绎和原则宣誓所遮蔽。马克思当年曾经批评过这样一种现象:“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①今天我们的价值观研究何尝不是如此!价值观研究倘若不涉及现实和现实的人,我们的价值观构建就将存在上下断裂和错位的危险,即理论、原则的正确性或合理性最终未必能使人们认同价值观的合法性和保证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有效性。

       正确认识到问题之所在,就预示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上述问题的核心启示是,价值观研究必须关注和回答这样一个基础性、前提性问题:对每一个真正现实的个人而言,接受和践行一定的价值观是如何可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和康德的相关思想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那就是要走向一种自觉的人类学研究。

       我们知道,康德哲学通过自觉追问“如何可能”的问题,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即凸显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从作为主体的世界公民的“我”出发,康德把哲学归结为四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他进一步解释说:“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道德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在根本上,人们可以把所有这一切都归给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相关。”②分析康德的这一解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人是什么”是四大问题中最基础和最根本的问题;(2)在康德看来,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有赖于人类学,或者说回答这个问题与人类学研究是等价的;(3)人类学在康德哲学中处于一种基础性和全局性的地位,形而上学、道德、宗教都不过是人类学的不同变身。

       综观康德的全部思想,他的人类学事实上包括先验人类学、实用人类学和生理人类学三个层面,而他主要研究的是贯穿在批判哲学体系中的先验人类学和基于人类现实生活经验的实用人类学。前者研究人作为理性存在物的先天规定性,后者“关涉人作为自由行动的存在者使自己成为或者能够并且应当使自己成为什么的研究”③。康德在研究与我们今天的价值观问题本质相关的道德哲学时强调,正如与自然形而上学相对的是物理学一样,与道德形而上学相对的是道德(实用)人类学;这种道德人类学必不可少,因为道德形而上学必须运用道德人类学才能最终得到贯彻落实。道德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人的本性中贯彻道德形而上学法则的主观条件,既包含阻碍性的也包含促进性的条件,即道德原理的产生、传播、增强(在教育中,在学校教导和民众教导中)以及其他这类基于经验的学说和规定”④。尽管为了保证其理论的科学性与纯粹性,康德曾经明确指出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并不是建立在道德人类学之上的,但他也明确强调道德形而上学的落实必须要运用道德人类学;甚至在笔者看来,道德人类学在整个康德道德哲学中实际上从未缺席,始终是一种预设的前提、缄默的规范和潜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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