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与使命:现时代的中国哲学(笔谈)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08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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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代化的“天命”与哲学的双重“祛魅”任务

       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实现现代化。围绕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哲学也基本上围绕着富国强兵的历史主题来展开自己的哲学讨论。开始是呼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接着呼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或曰立宪制度,最后是要求改造国民性,一步一步地深入。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游离于这一主题之外的其他思想流派,但就主要的哲学流派来说,都是围绕现代化的任务来展开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政治目标与社会目标仍然是如何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将中国变成一个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但是在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法与方式上,政府、社会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这一时代的问题需要加以思考,并能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思想方案。同时,由于现代化是一股巨大、持久而广泛的现实力量,整个社会的人心亦因之而变得复杂,需要哲学为我们的时代提供精神的稳定器。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力也在增大。现代世界的秩序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主导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整个世界的秩序、思想基础均是由近现代欧洲的文明与哲学思想奠定的。多极化的世界需要调整一些旧的不合理的秩序,这也需要中国文明与中国哲学的参与。因此,现时代中国哲学的任务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言的,一是对世界秩序与规则的调整与修正而言的;而对于中国社会自身而言,一是作为一种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一是与大众的精神生活相关的人心安定和精神信仰问题。

       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与文明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发育得极其充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与欧洲极不相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问题。当欧美现代化已经实现,世界格局已经成型之后,中国如何去实现自己民族的现代化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现实回答,实际上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如何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打交道的问题,既要让社会主义的中国拥有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富裕,同时又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公平、平等。从马克思哲学的观点来说,即在当代中国的社会里如何不让人成为物的奴隶,这是一个实质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主要的哲学问题。

       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任务,也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性质方面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地方,也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同的内容。对于这些相同的内容部分,不同学者的具体认识不尽相同,但应当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在我看来,追求合理性,应当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共识之一。合理性的要求充满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合理性,是现代化社会的基本要求。因此,“祛魅”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当代的中国社会,既要祛悠久传统以权威自居之魅,也要祛现代科学技术代表绝对正确之魅。要求并呼吁社会以合乎理性的方式面对一切事物,是当代中国哲学教育的一项使命。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哲学是介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门学问。这可以理解为,哲学既没有科学那么具体、实证,也没有宗教那么神圣,有不可质疑的绝对,如上帝等。但哲学却既有科学的求真精神,又有宗教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与信仰的责任。今天中国的哲学学科,恰恰既要摆脱传统经学的教化意味,通过现代的大学教育与媒体宣传,以理性方式教育人们,又要为人们建设精神家园服务,帮助人们建立合乎理性的信仰。因此,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想象力,对于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这些问题,能够提供给大众可供选择的哲学方案。因此,当代的中国哲学不仅需要理性的分析、批判,解构旧的、不合时宜的诸神形象,同时也要能够提倡可供选择的、“现实的乌托邦”(罗尔斯语)方案。

       二、两种“痛苦”与哲学筹划未来的能力

       实现现代化,即将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转化到现代的工商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上来,是当代中国人的“天命”。所谓“天命”,即你不得不进入现代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1840年,整个中华民族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面前的失败就已经昭示了这一真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政治上结束了这种受欺侮的历史,但经济生产方面并没有摆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的影响。当中国人经过近三十年的曲折摸索之后,重新以政治自主的方式回到现代化生产—生活的世界潮流之中,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每个人,其实都以不同的方式分享着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天命”。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光荣,同时也有不能不承担的痛苦。今天的中国人,既承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痛苦,也承受着发展的不充分所带来的痛苦,同时还要承受刚一发展就面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痛苦。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理性地看待发展与发展的不充分以及发展的硬约束所带来的痛苦,用理性的方式来筹划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时代给每个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要面对的真实问题。

       所谓发展带来的痛苦,即是当前的中国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式实现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些痛苦。从哲学的角度看,主要是计算理性、工具理性成为压倒性优势,价值理性严重缺位。早期社会主义建设中崇尚的大公无私的道德理想、共同富裕的经济理想与社会理想,在市场经济生活中逐渐退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社会经济的活力,但也带来了社会心理的失衡。尤其是在富裕起来的一些人当中,并非都是通过正当的劳动致富的,这就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在法治缺位、制度与规范滞后的市场经济初期,因为经济利益的诱惑,做人要诚实等基本道德原则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而在社会主义的改革过程中,并没有预先提供一些理论准备与思想准备,那些富裕起来的人也不知富裕后要干什么,能干什么?旧的价值规范部分地失效,新的价值理想又未很好地建立起来,因而在一些生活领域里出现了价值真空,产生了信仰危机。市场经济的原则让金钱的现实力量表现得比较赤裸裸,社会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拜金主义风气。不仅如此,环境污染,社会各种资源分配不公,特别是一切都需要依照经济效益原则来重新安排一切劳动活动,劳动的神圣性被极大地降低,人在劳动中获得意义的价值感也因之而丧失。在一些被赋予较多精神要求的行业,如医院、教育的行业,因为突出了利益的优先性,基本的人道关怀被巨大的利益诱惑所取代,形成了今天社会生活中挥之不去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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