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现时代”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其魅力在于每一代哲学学人都面临着与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既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理解当务之急问题的方法和视角，又能立足于历史的高度，批判性地反思这些所谓的新问题、新方法、新视角，超越短期利益诉求，指向人类哲学思想的深处。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哲学都有它自己的“现时代”，而每一个时代也都呼唤着适应自己的哲学。从表面上看，哲学的术语、问题、论辩自西方的苏格拉底、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时代以来似乎沿袭多于创造，但实际上每一代哲学家、每一个时代都在重新诠释这些术语，从不同角度反思这些问题和论辩，在递进中传承人类的哲学思想，在传承中加深我们对于世界、人生与社会的哲学理解。今天，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快速全球化、深度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哲学如何既要适应新条件下的需要又能引领时代的精神，也就成了哲学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内容之一。 哲学与现时代：历史的回顾 谈及哲学与时代，人们常常会想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经典表述。前者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①，后者更是明确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②。真正的哲学绝不简单地等同于时代主流思潮，而是以批判性思维对时代思想的提升。然而，在一些人看来，“时代精神”“思想精华”这些动人的字眼可能只不过是哲学的自我粉饰，实际上哲学与现实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更有人争辩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各个学科门类研究的分化和细化以及整个社会日趋实用化、技术化，哲学已经沦为看似玄妙其实毫无用武之地的“屠龙之技”。这样的看法反映在哲学内部，使得有些哲学家们表现出关于哲学本身价值和地位的焦虑(如利奥塔就曾感叹道“哲学的大厦已成废墟”)。换句话说，哲学的身份和哲学在现时代的合法性都出现了危机。虽然这样的危机、疑虑在哲学史上从未真正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但也常常成为困扰哲学家们的重要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本身又构成了整个哲学史的一部分。在当下这个知识爆炸、实用上升、思想隐退的时代，对于这一问题的重思不仅恰逢其时，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 21世纪是现代性继续扩展和深化时代中的一部分，向前看依然主导着人们思想的潮流，哲学领域也频繁出现“哲学前沿”的提法。哲学领域虽然不断出现新的主义、理论、学说，但新的学说总是与哲学史密切相关。与实用学科不同，哲学的前沿和后方并没有严格的划分，过于强调哲学的所谓前沿性只会切断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把哲学对现时代的反思与以往的哲学积累分割开来。进而言之，哲学对时代的反思既是纯粹而深刻的，同时也是艰苦而困难的。它的每一次探索都不过是以新的方式不断返回原点而已，而这个原点就是雅斯贝尔斯称之为人类思想的轴心时代(前800-前200年)。在雅氏看来，轴心时代在中国、印度、欧洲三大区域“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以前无意识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了审查、探究和清理”。③换句话说，雅氏所说的“轴心文明”的标志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出现，按雅氏自己的描述就是：“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④ “轴心文明”的出现使得人类第一次系统地思考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这一思考的普遍性在于提升人的主体性和设立超越的世界，并在这一似乎矛盾的两种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作为对特殊时代要求的回应，每一种轴心文明在如何理解主体性、采纳何种精神取向上，既有本质上的相同，又在具体方法上和形式上各具自己的特点。精神取向的核心是实现超越，而中华文明呈现出与欧洲文明不同的超越方式和途径，后者是通过有神文化而展现向现实世界之外(之上)的超越，而前者则通过“天人合一”而展现出影响深远的内在超越。在“外向超越”的哲学思想中，产生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把世界区分为两个部分，完满的理念世界和可朽的现实世界；前者是永恒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摹本。“善”(good)的理念并不在人性之中，而是在一个完全与人无涉的超越领域，处于永恒不变的静止状态。哲学是鼓励个人超越后者而与前者合为一体。与这种“外向超越”形态不同，中国思想家通过百家争鸣发展出了“内向超越”哲学形态。世界只有一个，虽然也有“天人之分”的说法，但总体上中国哲学家都承认“天道”和“人道”并不遥远。“道不远人”，因为“道”或“天道”即在“人伦日用”之中。⑤哲学不是要寻求超越这个世界，而是要在实际生活、世界运行中体验“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而“得道”。由于“天道”在“人道”之中，哲学更为直接地向人的内在价值用力。无论是孔子的“人而不仁如礼何”的疑问，孟子关于“尽心知性而知天事天”的认知、伦理辩论，荀子关于“治气养心”的实践途径，还是韩非关于“虚心以为道舍”的形上论断，都是指向一个内向超越的哲学形态，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寻求内向超越的哲学精神适应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特殊环境，在成功吸收、改造道家、佛教文化后日趋完满，在很长一个时期占据着中国思想的主流，打造出一个虽然有诸多问题但总体上还算繁荣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然而，这样的大一统格局在19世纪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分崩离析，以内在超越为主体的哲学受到以外在超越为驱动的文化的无情打击。随之而来，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一次又一次地被提上了日程。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苏联模式等，都包含着哲学对于时代的回应，表现了中国哲学在面临千年从未有的大变局时的仓促应对。哲学学人开始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思索和探讨，各种截然不同或略微相近的主义、思潮、取向在古今中外激辩中蜂拥而至、纷至沓来，在哲学空间中进行着多方位的攻防搏斗。哲学中的这一局面并不奇怪。欧洲古希腊的哲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者正是通过类似的争鸣、辩驳而最终形成他们对于时代的回应并建立起哲学体系。虽然哲学的本质表现为历史的厚重、思想的深沉，在变化莫测的时代面前总是略显滞后，但我们不必为此感到过度的忧虑，因为剧烈变化的时代也为哲学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哲学一定可以通过对物质、文化、制度、心理层面变动的反思、提炼而展现出新时代的思想精华，也可能在反思时代精神中呈现超前性，为中华文明在新的时代奠定自己的精神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