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6)04-0017-09 1 引言 记忆研究基于广泛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基础，逐渐成为地理、景观、社会、文化、媒介、遗产与博物馆、电影、心理、政治与历史等分支学科与研究的重点[1-2]。西方地理学有着记忆研究的传统，认为记忆是日常生活实践的核心，关注民族认同、纪念与争议、历史与旅游景观等记忆的空间语域，有关战争、冲突、杀戮、离散等大事件的记忆政治学以及与失落、痛苦、忧虑等情感相关的地理记忆。作为塑造生活、空间与地方的强大力量，Halbwachs提出的集体记忆，以及相关的公共、普遍(popular)、社会与文化记忆成为近年来记忆地理研究的焦点，出现大量关于民族、少数族裔或移民等大规模群体的研究[3]，形成记忆场域、记忆与历史关系、记忆的社会空间本质等研究趋势[4-6]。其中，侧重于探讨记忆与空间范畴关系的记忆场域(lieux de mémoire)成为地理学介入集体记忆研究的重要阵地，基于对物质与非物质记忆场域的研究，记忆在地方构建过程中的物质性与表演性得以显现[4]；Legg则认为，除了地理意义上的地方与建筑，记忆场域还可以是历史人物与公共纪念行为，应特别重视纪念活动的研究[7]。Dwyer与Alderman反思二十年来基于记忆场域的城市集体记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着关于纪念景观的文本(text)、竞技场(arena)与表演(performance)三类隐喻，分别用于探讨记忆如何被铭刻于景观与空间中并赋予其象征意涵，伴随社会政治语境变迁而导致的记忆场域意涵的变更，围绕历史表征权的政治斗争与记忆内容的争议，以及非物质记忆场域与身体空间展开的各类记忆表演[8]。基于文本、竞技场与表演隐喻的研究述评框架基本反映了当前以集体记忆与记忆场域为焦点的西方地理研究现状。 然而，近年来西方记忆地理研究的新趋势却使得这一框架需要补充与修正。Mah首先质疑作为当前西方记忆地理研究核心的集体记忆概念，认为这导致历史与记忆以及官方与非官方记忆的人为割裂，而记忆场域也只是为弥合裂痕而提出的一种关于记忆的理想化视域，无法解读那些既不参与集体记忆构建也无法被官方记忆吸收的小规模群体记忆，如根植于下岗工人动态生活经历的生活记忆(living memory)[9]。接着，DeSilvey与Edensor在评述废墟地理(geography of ruins)研究进展时更进一步指出，工业废墟残留的记忆痕迹(memory traces)证明存在着否定集体记忆的各类相反场域(counter-sites)，且作为多种声音的融合体，废墟记忆(ruin memory)已然成为挑战集体记忆介入过去的新方式[10]。最后，随着西方记忆地理学者越来越关注个人、家庭以及其他小规模群体[11]，研究焦点已然从集体记忆转移到个人或个体记忆(personal/individual memory)，记忆场域也从城市公共空间与纪念景观等转移到身体空间，关于日常生活展演与体化(embodied)实践的研究逐渐增多，出现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展演(performativity)与情感(emotion/affect)等研究方法上的“转向”[12]。面对西方记忆地理学出现的新趋势，应借鉴针对集体记忆以及纪念景观相关研究的文本、竞技场与表演隐喻，进一步拓展思路与视角，以兼顾有关个体记忆及其身体层面非表征记忆地理研究。 由此可见，面对多样化且并非独立于彼此的西方记忆地理研究议题，能否以及如何较系统化地梳理有关文献，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以“memory”为关键词搜索截至2014年的地理学记忆研究文献，获得如AAAG(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等英美国家及地区地理学会会刊、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等人文地理分支学科专业期刊以及Cultural Geographies、Space and Culture等SSCI检索地理学主题刊物[13]学术论文70余篇。本文将以有关集体与个体记忆的文本、冲突与展演综合视角，评述与反思近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发表的记忆研究论文，并借此思考国内记忆地理研究的发展方向。 2 西方记忆地理研究的文本视角 作为关于过去的符号想象与当前物质条件相互交织形成的场域，记忆场域是一种“话语—物质构成”[14]。在西方人文地理学介入记忆研究之后，作为集体记忆场域，纪念景观的意涵赋予问题受到极大关注。类似于居伊·德波(Guy Debord)等“景观”(spectacle)概念的创始者们[15]，地理学者们也认为纪念景观不会具有固定意涵[16]。文本隐喻正是基于这一语境提出，景观如同纸面，其符号意涵的赋予如同文字撰写，是一个可以看见过去与现在书写痕迹的重写本，尽管有最初的作者，在后续解读中却被受到繁多社会因素影响的“作者”与“读者”们不断修改、擦除直至完全重写[8]。不仅纪念景观可作为撰写集体记忆的介质，记忆本身也可视作存储空间与内在书写过程，形成关于过去地方、事物与人的书面文本或口头叙事[17]。本文将先回顾文本隐喻意义上记忆场域相关研究，再尝试以字面意义上记忆的文本视角评述有关的文本与叙事研究。 2.1 记忆场域的文本隐喻 从文本隐喻的提出背景可知，记忆场域研究关注具体地理场域历史物质痕迹的符号挖掘以及由此构建的空间文本叙事的解读与重构与动因阐释过程，是一种“文本政治学”[18]，反映于纪念景观建造与重建以及城市公共空间命名与重命名现象中。 2.1.1 纪念景观建造与重建中集体记忆的撰写、修改与解读 文本隐喻语境里，关于纪念碑等较小尺度记忆场域的研究大多关注文本内容、媒介与来源、空间语境与布局、时空标记与认同边界以及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等分析问题[19]，典型案例如美国新奥尔良市自由纪念碑(Liberty Monument)建筑选址以及碑身铭文变化[8]，耶路撒冷英军战士公墓的选址过程[20]，以及19世纪末都柏林英国君主纪念碑建造选址的频繁变更[21]，都表明纪念景观重建时地理位置的变化将导致原有纪念主题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影响[22]。一些研究则认为纪念景观符号意涵变化早在建造前便已开始，如Simpson与Corbridge观察到印度古加拉邦地震后官方纪念景观建造前的符号意涵处于调试状态[23]，DeLyser发现美国妇女西进运动纪念碑揭幕前官方媒体报道对景观叙事主角的选择导致女性定居者相关的社会记忆未被纳入景观的符号意涵[24]。这些案例表明国家主导公共纪念实践具有极强的政治本质。更有研究通过剖析纪念景观复杂的建筑史还原国家与民族认同铭刻于空间的表征过程，如加拿大国家战争纪念碑与北爱尔兰奥玛市(Omagh)大爆炸纪念碑案例，前者克服了集体记忆内在差异与多元化想象成功写入广受赞同的民族史与唯一过去，后者却伴随着质疑与谴责等记忆道德的争论撰写着存在历史认知分歧的公共记忆[2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