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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回顾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发展背景，介绍时间地理学的综合生态世界观，解说其深入人心的符号系统的特点。本文总结瑞典Kajsa 
时间地理学团队的研究进展，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理论突破及应用研究等方面给予述评。Kajsa团队在研究视角上实现了从“家外”转向“家内”、从“个体”拓展到“组织”、从强调“物质空间”制约转向“社会文化”制约的创新；从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从绝对时空观下的“路径”到相对时空观下“情境”的转型，以及构建了人类活动的复杂情境性的研究方法；在理论发展上实现从“外在”行为转向“内在”行为，初步构建“企划—活动—企划”的“闭环”行为决策过程链；在应用研究上坚持社会—自然—技术互动的综合视角进行综合地域研究，把时间地理学方法创新地应用于家庭能源消耗与家庭分工等方面。本文最后从中国城市转型的现实与理论背景出发，探讨“新”时间地理学在中国城市空间与社会研究中的应用前景与方向。
及其团队的时间地理学代表了时间地理学近三十年来的最新发展，创新了时间地理学理论体系与符号系统，开启“新”时间地理学时代。 回顾中国时间地理学的引入与发展，2014年与2015年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要年份。2014年柴彦威赴瑞典参加“国际时间地理学日”学术研讨会，首次向国际上全面介绍时间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加入国际时间地理学研究网络。2015年，“新”时间地理学代表人物Kajsa访问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时间地理学研究小组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这标志着“新”时间地理学全面引入中国。 北京大学时间地理学研究小组围绕“新”时间地理学的思想缘起、方法的突出贡献、实证探索的经验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对Kajsa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与讨论。通过对Kajsa在北京大学讲座的录音讲稿、访谈文本及其团队主要研究成果进行精读、反复讨论与深刻总结，本文力求基于上述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与口述史资料，全方位、准确地认识与理解并评价“新”时间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本文首先综合回顾与介绍时间地理学的综合生态世界观、令人深入人心的符号系统以及未被准确理解的概念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发展背景。其次，重点介绍Kajsa 团队“新”时间地理学的最近研究进展，评价其对时间地理学方法的发展与突破、贡献与不足。最后，思考瑞典“新”时间地理学研究对中国城市地理与规划研究的启示和应用方向。 2 “新”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发展背景 2.1 时间地理学的综合生态世界观 时间地理学是哈格斯特朗关于综合生态世界观的集成与表述，是一种强调综合的地理学视角。时间地理学并非某一研究对象领域，亦非狭义上的理论，而是构建一种综合思维方式的尝试，它反对过分的学科分化及知识碎片化，而提倡将源于日常生活实践及不同学科的知识、学问进行整合，构建一个跨学科交流的互动平台[1]。哈格斯特朗本人曾将时间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定位为“是一种理论构建之前的本体论贡献”[2]。 时间地理学的综合生态世界观，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如何理解“社会—自然—科技”相互作用关系的思维方式。它强调从微观个体出发，强调时间与空间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强调物质世界与社会系统对个体行为的制约，重视个体日常生活实践中利用“资源”与其他个体、组织等互动的“过程”，自下而上地探索“社会—自然—科技”相互作用的微观过程与机制，审视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后果，旨在实现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从本体论上看，时间地理学坚持世界是物质的，它将世界看成是由人类及其他事物等微观“粒子”所填充的时空体。这个时空体不仅仅是容器，其本身也是人类活动所必需的资源，也包括时间资源、空间资源等。它关注微观个体“粒子”如何在有限的时空体中持续地运动并占据时空间，从而形成时空路径或轨迹。个体路径不可避免地、不停地与其他个体、组织路径进行交织、相互作用，就如同织布机中的线一样最终编织成一幅关于社会的宏观网络。哈格斯特朗构建了一套分析微观个体在时空情境下活动的概念框架与符号系统。路径、棱柱、制约、企划、(活动的)地方秩序嵌套等核心概念及其符号体系逐渐成为时间地理学方法中的重要标志与工具。 2.2 深入人心的符号系统 自哈格斯特朗首次用英文系统阐述时间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论文——“区域科学中人”(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3]于1970年正式发表以来，以路径、棱柱等为代表的时间地理学独特的符号系统由于准确、简明直观地揭示出时空中个体连续运动规律，并且能够对人类日常生活进行生动地描绘而让人耳目一新，并被广为人知，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成为时间地理学的标志。路径与棱柱是时间地理学方法中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概念与符号。1977年哈格斯特朗的高足Lenntorp构建了“潜在活动路径”算法并开发了计算机模拟程序PESASP(program for evaluating alternative sample paths)[4]。此后，Miller对此概念进行了理论化并首次在GIS中实现算法[5]。 伴随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GIS技术的快速发展、地理计算能力与高精度微观个体时空数据的获取，时间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掀起了新的研究热潮，人类时空行为的可视化技术与时空可达性的地理计算方法得到快速发展。Martin，Miller，Kwan等学者不断完善了在GIS中识别真实地理环境中时空制约下的人类“潜在活动路径/空间”的测度与表达[6-8]，逐步发展起基于人的“个体可达性”(individual accessibility)概念与测度[9]，与社会排斥与社会公平等研究议题相结合，通过对弱势群体(女性、低收入、少数族裔、老年人、残疾人)个体可达性的可视化与测度来揭其日常生活“社会排斥”的困境与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公平问题[10,11]。此外，对于人类行为的可视化不仅能够在真实的三维地理空间中进行，而且还拓展到借助信息通讯技术实现的虚拟行为及其与现实行为互动的可视化[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