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地关系和人地相互作用是地理科学理解当代人类社会与环境变革、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建立在人地复合系统观的基础上,人地相互作用系统地勾勒出区域在不同尺度下的运作机制(安·布蒂默等,2013),而这种机制往往表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史培军等,2006)。就经济地理学而言,人地系统的机理分析与建模实现了对城市化、流域开发、产业转型等一系列区域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综合分析(刘卫东等,2011)。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地理过程的演变不再囿于其内部,如何在更大尺度下理解人地相互作用成为重要的研究趋向(史培军等,2006)。其中,国际贸易作为直观的全球经济联系之一,与全球环境变化过程相交织,更是全球环境协作的重要决策基础。据此,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讨论势必是理解多尺度下人地系统特征的重要内容。 贸易是地理区位、经济增长和环境变化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环节。国际贸易通过促进区域专业化分工、拓展市场范围,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World Bank 2009)。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统计显示,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14年各国进出口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GDP)的比重均值仍达到30%,显著高于1995年的20%(WTO,2015)。与此同时,国际劳动分工与经济格局变化显著改变了贸易地理格局,区域一体化兴起,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012年,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总量占全球的45%,比1995年提高了50%,其中“南—南”国家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5%,比1995年增加了一倍(UNCTAD,2013)。 在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环境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在成为全球经济引擎的同时也显著改变了环境格局。一方面,全球环境质量在空间上表现为经济体发展程度差异化的结果,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环境质量整体得到改善(Stern,2004)。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保持工业总产出稳健增长的同时,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了近60%(Kahn,1997;Shapiro et al,2015);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外向型经济发展下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迅速攀升(李小平等,2010)。另一方面,各国发展阶段差异与贸易条件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劳动分工,进而推动了不同尺度下污染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即从发达的、环境规制严格的区域向发展中的、环境规制宽松的区域转移(Copeland et al,1994;Michida et al,2007)。如在全球层面,存在“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NIEs)—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的梯度转移(Xu et al,2000)。在国家层面,中国存在污染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倾向(沈静,向澄等,2012;贺灿飞等,2014),美国的部分污染型产业亦从环境规制较高的州向环境规制较弱的州转移(Kahn,2003);而在区域层面,也存在诸如从苏南地区向苏北地区转移的格局变化(仇方道等,2013)。 在经济与环境的复杂联系中,贸易环境效应关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与结果对全球环境产生的持续影响,核心诉求在于兼顾贸易对经济与环境的影响,以避免贸易推动下的经济发展造成全球环境退化,也防止环境问题被操纵成为地方保护的政策工具。据此,贸易环境效应旨在明确2个方面的问题:①贸易是否能够同时满足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环境需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是否建立在牺牲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基础之上。②贸易是否能够推动环境需求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包括环境规制在内的一系列环境治理举措是否会影响贸易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现有研究关注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改善得益于技术进步,还是污染型生产的减少?若归功于技术进步,是否源于严格的环境规制所产生的倒逼作用?若来源于污染型生产的减少,那生产的减少主要源于生产转移还是本国对污染型产品消费需求的降低?若得益于生产迁移,迁移的动力是否主要是环境因素,在空间上又是否只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针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在反驳既有理论假说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假说。不同假说相互关联,在解释贸易与环境关系时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或替代性,但涉及或适用的时空尺度和作用主体存在差异。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全球—国家—地方”3个尺度,重新梳理了现有研究在全球联系、国家力量和区域发展3个维度下对贸易环境效应的分析,讨论了主要理论假说的时空特征与作用主体,指出了贸易环境效应源于贸易对经济存量和经济联系的改变。在此基础上,识别了贸易环境效应中3个关键存量:经济增长、地理区位和环境规制。全球化、地方化和国家力量对上述3个存量存在共同影响。在“全球—地方”联系视角下,贸易与环境关系可统一于全球地方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国家力量则作用于全球地方化进程。最后,在简要总结的基础上,讨论了基于“全球—国家—地方”联系研究贸易环境效应的视角与潜力。 2 全球联系:比较优势作用下的要素再分配 现有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研究普遍建立在基于贸易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全球尺度上,尤为关注南北国家之间的贸易所产生的环境分异,如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以及自由贸易协定中南北国家之间的差异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Grossman等(1991)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的研究和1992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World Bank,1992),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揭示了特定经济体发展早期对环境所产生的压力,以及经济发展后期日益增强的改善环境能力,也从空间层面分析了发达国家相较于发展中国家所表现出的环境质量改善。在此基础上,全球尺度下的贸易环境效应普遍关注国际贸易是否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环境质量分异,甚至为发达国家转嫁环境矛盾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