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53(2016)03-0026-09 DOI：10.13574/j.cnki.artsexp.2016.03.005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开篇中说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1]随着清初训诂考据学的兴盛，许多从前不被人注意的古代遗物和文字资料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金石学便在清代繁荣发展起来，大量的学者、文人、书法家、篆刻家纷纷投入金石碑版的搜访、鉴藏、研究中。新发现的金石碑版文字资料，必然为篆刻家所关注，清代中晚期篆刻家的审美视野便更开阔，取法范围也更广泛。汉碑额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随着清初研习汉碑之风逐步进入篆刻家视野。自邓石如开始一直到晚清的黄士陵等篆刻大家，都曾取法汉碑额或以之入印。本文通过文献考察与图像分析，认为汉碑额是清代中后期篆刻“印从书出”创作模式得以形成的重大关钮，邓石如则是取法汉碑额开新风的关键人物，清代中后期篆刻家相继将汉碑额作为入印素材之一，同时将视野拓展到汉碑额以外的其他金石文字资料，使“印外求印”创作模式得以真正确立。可以说，汉碑额为清代篆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清代中后期篆刻的繁荣灿烂，汉碑额在其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一、汉碑额的审美内涵及入印的可行性 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作为前朝俗体的隶书被广泛地使用，体势逐步定型化，最终以正体的身份被官方认可。到了东汉时期，“官书体是隶书和小篆，以隶书为主，而小篆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2]。按启功先生的观点：“前一时代的正体，到后一时代常成为古体；前一时代的新体，到后一时代常成为正体或说通行体。”[3]42秦始皇极力推行的小篆，在汉代却成了古体，其使用的频率和场合较之书写更为方便的隶书，显然少了很多。关于这一时代书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徐利明先生指出：“随着隶书的使用普及于社会生活的上上下下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隶书对作为古体在某些庄重的用途上继续使用的篆书也产生了积极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首先表现在某些篆书偏旁构造的隶化现象上，其次表现在于前者相应的屈曲盘回、随外形增减笔画的结体方式上，第三则表现在某些篆书点画用笔的隶法上。”[4]99由于受到正体隶书的影响，东汉篆书已无复秦篆那种标准纯粹的玉箸风范，而更多表现出隶化特征。可以说，在篆书领域，汉代是缪篆的天下。东汉篆书主要用于高级官方文书、柩铭、官铸铜器铭文、题记、刻石文辞、碑额、宫室砖瓦等，汉碑额便是其中主要的一种载体形式。 汉代的碑刻，主要以隶书书写碑铭正文，而以篆书书写碑额，所以碑额又称“篆额”，这反映了古代书写者的一种创作思想——以古体为郑重[3]44，就像后世的木刻书籍，正文用宋体字，而书的外签常是比宋体字更早的字体，亦是此理。“碑额以篆书为之，这在以后历朝都较普遍，即使碑文已改用真书甚至行、草书，碑额仍以篆体为多。”[4]100东汉碑额篆书，著名的有《少室石阙铭额》、《景君碑额》、《韩仁铭额》、《郑固碑额》、《孔宙碑额》、《鲜于璜碑额》、《华山碑额》、《西峡颂额》、《张迁碑额》、《尹宙碑额》、《赵宽碑额》、《白石神君碑额》、《王舍人碑额》、《樊敏碑额》、《尚府君残碑额》等。汉碑额风格多样，徐利明先生将其分为六种风格类型。[4]101-103华人德先生则认为：“由于碑额的字较大，刻得也很精细，故其笔法变化也十分清晰，有些仅见于记载的汉代书家所作的各体篆书及笔法，可以在碑额中得到印证。”[5]《孔宙碑额》(图1)、《赵宽碑额》、《华山碑额》、《郑固碑额》等都表现出手写体的自然形态，线条有明显提按变化，篆法流利华美、委婉生姿，与秦篆的单一型线条迥然二致。《张迁碑额》(图2)在汉碑额中堪称最奇逸的典范，其结字在篆隶之间，亦方亦圆，屈曲迂回，线条间伸缩有度，穿插自然而巧妙，极具装饰性，充分体现了汉人写篆的大胆想象力与浪漫的艺术情怀。《鲜于璜碑额》(图3)、《韩仁铭额》则结字偏方，以方势为主导，端庄而有丰神，颇具汉印中的缪篆文字式样特征。其他如《郑固碑额》之茂密古劲，《景君碑额》之笔致流畅，《白石神君碑额》之古拙朴厚，《尚府君残碑额》之稳健遒劲，都各自表现出汉碑额篆书的多姿风采。 汉碑额篆书何以能入印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辨明汉碑额篆书在书体上的归属问题。清末叶昌炽在《语石》中说道：“碑额所自，其八体署书之流别欤。萧子云论署书，引萧何题苍龙阙为言，则署书即后来之题榜……此类之字，皆纵笔为书，波拂甚长，使人望而可识。流沙汉简之检署，字大而画长，亦是此意。碑额本以题署祠墓之名，无异表阙。字体多取舒纵，知亦同出署书。若华山、孔宙、孔彪、韩仁、尹宙、西峡颂诸篆书，石门颂、耿勋诸分书，皆是也。今存碑额，虽不能尽然，而流别可以概见。”[6]156-157他认为碑额与题署的功用相同，并联系到“流沙坠简”加以阐释，甚至直接认为碑额属于“秦书八体”中的“署书”。唐兰先生联系到官署题榜，也认为：“一切的汉碑额，都可以认为署书了”[7]。笔者认为，就书写的功能和书写的形制看，汉碑额确具署书特征，但就此认为碑额篆书就是署书的看法似太绝对。启功先生联系铭旌上的大字讨论到汉碑额与署书的关系时，认为：“现在还不能确定它们是‘蟠信’的旁支，还是‘署书’的后裔”[3]26。这是比较审慎的看法。如果我们仅就汉碑额篆书的艺术风格来讨论，它与缪篆却有诸多相通处，关于此，叶昌炽在《语石》中又说道：“惟《白石神君》、《张迁》两额，字体独异，似从摹印篆出。盖秦书八体，久已失传，相沿得有可征。”[6]158缪篆即摹印，是一种具有谬误的不规范化的篆体，也是汉代一般摹印文字的通称。从汉印全部用字情况来看，缪篆的性质在于变篆，缪篆字形体态随着印形、字数等变化而做出种种权变安排，面目纷纭歧异。叶昌炽从《白石神君碑额》、《张迁碑额》中看到了汉碑额与缪篆相似的艺术特征，这种推论是很有见地的。《张迁碑额》等汉碑额很可能受到当时缪篆的影响，拓而为大，标新立异。也就是说，汉碑额中篆书，其构形特色、书写特点与专施于汉印的缪篆有较多审美共性。既如此，将汉碑额篆书缩小入印，进入篆刻创作领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不过，汉碑额篆书得以入印，被篆刻家视为入印文字素材，却是清代中后期碑学兴盛以后才出现的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