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在意大利

       在卢浮宫“早期文艺复兴绘画”厅中有一幅14世纪那不勒斯地区的《耶稣受难》。①画中描绘了一个欧洲宗教艺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耶稣受难”。画面顶部耶稣与盗贼的部分残损严重，耶稣下方是以圣母为中心的旁观的人群。在画面正中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几个士兵围坐在一起，中间盘腿坐着一个东方人。他面庞扁平，眼睛细长，卷发披肩，留着两撇分叉的胡须，穿着左衽长袍，膝盖上铺着耶稣的长袍。这个细节描述的本应是几个罗马士兵争夺耶稣长袍的场景，但画家却将中间的士兵换成了一个蒙古人。画面的上半部分沉浸在圣母和圣徒们悲恸的气氛中，画面下半部分却因这个事件在围观的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看热闹的小孩站在旁边对着他们指指点点，人们的视线也从十字架上的耶稣转向了他们。

       为什么在一个基督教的传统主题中会出现东方面孔?为什么画家将他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这类形象如何传入14世纪的欧洲?这些问题涉及的并不只是一幅画，也不仅仅是“耶稣受难”这个题材，而是13-14世纪蒙元帝国在欧亚大陆建立的“蒙古和平时期”(Pax Mongolica)背景下意大利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我们不仅能在绘画中看到东方面孔，在14世纪画家的作品中还出现了源自东方的文字、丝绸和纹饰，这种影响甚至渗透到人物的面容、姿态和画面构图中。自19世纪末起，一些学者开始自西向东寻找这条隐现在纷繁图像中的线索，但这些努力却因研究对象的边缘性而难以进入主流的艺术史叙事中，本文意图重拾这段近乎被湮没的历史。

       初探：贝伦森的直觉

       20年代初，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在1908年的文章《一位锡耶纳画家笔下的圣方济各传说》(A Sienese Painter of the Franciscan Legend)中提出了一个直觉性的假说，他在14、15世纪锡耶纳艺术中似乎看到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精神源头。这位锡耶纳画派研究者在1894年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古代中国佛教艺术绘画展览中被一件12世纪的作品深深震撼。这是一幅描绘佛经故事中神迹显现的卷轴画，“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一股征服一切的力量从圣坛向外四射，充满洞穴”，“画面中神秘的意涵令人震惊”。②贝伦森感到14世纪欧洲艺术家在表现宗教精神方面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画家们普遍使用的写实手法难以表现“圣迹显现”这样神圣的场景，而远东的中国画家却十分擅长运用线条与神色表现神性的力量。

      

       图1 萨塞塔 《圣方济各与“清贫女士”的婚礼》 约1437-1444年

       在贝伦森看来，在意大利众多画派中，唯有锡耶纳画派运用了与中国绘画相似的表达方式(图1)。锡耶纳在传统上一直具有神秘主义倾向，这座城市孕育出无数圣徒与异端。相比于佛罗伦萨绘画中浑圆沉重的体量感，锡耶纳画家笔下人物细长的手指、指缝、衣袍和纱巾的褶皱，共同在画面中形成一种流动的线性美感，这种灵动与轻盈的美感与中国艺术十分亲近，也更适合表达宗教的精神性。例如，当15世纪中叶锡耶纳画家萨塞塔(Stefano Sassetta)在描绘“苏丹王面前的圣方济各”这一主题时，不同于乔托画中英勇献身的圣方济各，他表现了一位在神意指引下无所畏惧的圣徒形象：他的双眼紧盯着对面的异教徒，身子向前倒落火中，周围的异教徒并没有躲闪，他们面容中流露出敬畏，似乎心中已经有了皈依的愿望。当画家处理圣徒面前的那团火时，他用急速、卷曲、旋转上升的线条抹去了火苗的物质感，呈现出一种空灵而神秘的氛围。

       若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贝伦森的研究或许只是一种猜想，而非一个具有跨文化研究意图的研究。他并没有为这个猜想提供确凿的历史证据，也并没有意识到二者之间在现实层面上可能存在的联系，但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绘画与锡耶纳绘画之间形式、精神和气质上的相似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20世纪初的学者。

      

       图2 苏里埃 《托斯卡纳绘画中的东方影响》插图

       古斯塔夫·苏里埃：“东方影响”框架中的蒙古人形象

       古斯塔夫·苏里埃(Gustave Soulier)是第一位全面、系统地梳理14到16世纪意大利艺术中东方影响的艺术史家，他于1925年出版了《托斯卡纳绘画中的东方影响》(les influences orientales dans la peinture toscana)。这是一部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追根溯源的著作，苏氏的研究深入丝织品、陶器、绘画、抄本等多个领域，在托斯卡纳大地的不同“地层”挖掘来自叙利亚、小亚细亚、波斯、中国等东方诸国之影响，以此向读者们证明欧洲文艺复兴艺术之中心托斯卡纳艺术的根基有可能来源于我们未曾想象的另一个彼岸——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