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企业是一国最重要的创新主体，2013年各类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9075.8亿元，比上年增长15.7％；政府属研究机构经费1781.4亿元，增长15％；高等学校经费856.7亿元，增长9.8％。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占全国经费总量的比重分别为76.6％、15％和7.2％。企业R&D经费投入占全国比重较2012年的76.2％提高约0.4％，显示企业作为R&D经费投入主体地位继续巩固强化。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创新活动决策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既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存量、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金融发展水平，也包括公司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公司本身的市场势力、资产规模、经营风险，还涉及公司内部治理(Akcomak et al.，2009；Chen et al.，2005；Chava et al.，2013；Gayle，2001；Blundell et al.，1999；Acs et al.，1988；朱恒鹏，2006；Caggese，2012；Lin et al.，2011；李春涛，宋敏，2010；温军，冯根福，2012；鲁桐，党印，2014)。 近年来，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公司治理要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如股权结构(Francis & Smith，1995)、激励机制(Holmstrom，1989)、外部治理环境(Sapra & Subramanian，2011)、国家间公司治理差异(Lee & O'Neil，2003)、行业间要素需求差异(鲁桐等，2014)等，但对于公司治理要素和企业经营环境如何互动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产生的影响却尚无深入讨论。鉴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企业经营环境是否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预期收益?不同行业的企业对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需求存在明显差异，对制度要素的需求是否也会因行业而异?在不同的企业经营环境下，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什么?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经营环境是如何互动的?两者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是互补性的还是替代性的?分析这些问题有助于加深对技术创新来源微观机制的理解，并对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引导供给侧改革具有参考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企业经营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产生的影响 在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动因方面，传统理论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府干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论”、“产业政策支持论”等一系列观点。相关的经验证据也已有较多积累，例如，宗庆庆等(2015)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制度环境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其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市场结构的行业中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表现迥异，在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呈倒“U”型关系，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则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研发激励。潘越等(2015)以2006-2012年沪深A股高新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诉讼风险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的影响；并在研究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对这一影响的不同干扰结果后，认为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会干扰公司诉讼的结果，从而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且显著削弱产品类诉讼对被诉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有学者则从产业政策关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角度就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宋凌云，王贤彬，2013；解维敏等，2009；白俊红，2011；白俊红，李瑞茜，2013；廖信林等，2013；杨洋等，2015)。以上文献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司法制度运行以及政府的行政行为干预等企业经营环境会对技术创新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差异。 (二)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Fagerber(2005)指出，在外部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一些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相近的企业创新表现却截然不同，这些差异只能从企业内部进行解释。Belloc(2012)认为，从企业内部来看，创新取决于个体是否投资于某创新项目，如何将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整合到企业里，而这些均是由公司治理结构或机制决定的。诸多研究认为，企业内部由代理问题引发的公司治理机制对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Holmstrom，1989；Lee & O'Neill，2003；O'Connor & Rafferty；2012)。Tylecote et al.(1998)指出，企业技术创新的权责利配置是在公司框架内运作的，公司治理机制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利益分配和权力配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冯福根等(2008)利用2005-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股权集中度、国有持股比例、机构持股、独立董事等公司治理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鲁桐等(2014)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指出，不同的行业公司治理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 (三)企业经营环境与公司治理因素的联动作用 企业总是处于特定经营环境中，趋利避害、适应所处环境，是其普遍的行为模式，因此其很多行为应该内生于所在地的经营环境。因此，了解经营环境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应当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基础(Williamson，2000；夏立军、陈信元，2007)。张建军、张志学(2005)认为政府环境是构成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如何应对政府环境、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构成了民营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刘汉民(2002)指出，制度环境是决定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没有适应于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设计再好的治理制度也会失效。罗党论、唐清泉(2009)的研究认为，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动机显著受到地方的产权保护水平、政府干预水平及金融发展水平等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换言之，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是民营经济在各种法律不完善、产权保护不周的环境下起到良好保护作用的替代机制。 企业经营环境与内部治理存在关联。但在技术创新影响这一问题上，目前尚无理论或经验证据对企业经营环境和内部治理如何互动给出答案。就如Hiller et al.(2011)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国家层面的公司治理制度(country level corporate governance)和公司内部治理(firm-level governance)对公司决策产生作用时会存在交互作用，但两者之间是通过替代抑或互补的方式对企业产生影响尚有待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