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6)05-010-05 “基”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墙始也”[1](P287)，本义指墙基，后引申为凭据、依据，《扬子·方言》曰：“基，据也。在下，物所依据也。”“础”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礩也”[1](P196)，本义指柱脚石，即：垫在房屋柱子下的石头，后引申为根基。埋墙基为基，立柱墩为础，基和础同为建筑房屋的根基和起点，也就是日常所说的根本。事物要存在和发展，总要有这么一种关系发挥作用，政治伦理思想亦不例外。思想的基础就是思想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依据。能够称为思想基础的事物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构成了思想存在的基本条件和前提依据；其二，其影响伴随思想的始终。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与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2](P105)，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2](P157)，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论语·宪问》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3](《论语·里仁》)，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至于那些不作区分、模糊标准的人，孔子是极为厌恶的。《论语·阳货》篇由是明确指出：“乡原，德之贼也。” 然而，将“亲情”作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问题，那就是亲情无法伴随政治伦理思想发展的始终。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变化没有亲情参与的情况不胜枚举。如，对于“克己复礼为仁”，朱熹因袭程子的解释：“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人”[3](P132)，认为唯有在思想意识和行为上都达到了礼的要求，才是具备了仁的品德。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孟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先天就存于人心的善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3](《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等德性都是对四善端的扩充，“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3](《孟子·公孙丑上》)。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3](《孟子·离娄上》)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毫无疑问，圣人都能够通过扩充自身的善端而成为孟子所言的“尽心知性”。常人却不同，当人被物欲所蔽，掩盖本心之善端，不能扩充和成就其成为善性时，人便失去“本心”，人的善性便不能体现，这种现象就是“恶”。然而，孟子认为“恶”的现象与伦理的基础问题无关，“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恶”非但不是性善的过错，反而是人失去先天之性善所致。因此，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3](《孟子·告子上》)只要通过道德修养存善去恶，找回失去的善良本心，“恶”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也就是说，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3](《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