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051-06 明代末年，同善会在江浙一带兴起，东林学人积极参与其中，高攀龙、钱一本、陈幼学等都是代表性的人物。按高攀龙的叙述，钱一本创办的同善会使得“无告之人，寒者得衣，饥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槥”，以至“同会者，人人得为善”[1]。陈幼学于此，固然认为这是行善，但并不满足，他向高攀龙提出了“善所从来”的问题，高攀龙立足儒家仁爱的普施进行了解答。相互切磋的最后，是陈幼学认同了高攀龙所说，并以“吾今乃知大身是谓同善”[1](561)作为心得和归结。在这里，“大身”基于自我的扩充，“同善”则体现为人际的关爱。在我身与他身乃至天下人之间，善如何能同，爱如何能广播，在理论上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同善”的观念，从语词的角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孟子在称赞舜的时候说过：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2] 舜的伟大，就在于他“善与人同”，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同善思想。在这里，舜之为善，没有个人的私相偏爱，舜所认为是善的并全身心推行的，全天下人都同样认可，亦可谓之“心之所同然”。所以，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彰显的都是对周围居民和当地人士同一的大爱。用朱熹的话解释，就是“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己未善，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人有善，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己，此善与人同之目也”[2](239)。善既然具有公天下的品格，它就适用于一切人，为一切人所需。譬如自己未达到善的境界，就会没有任何成见窒碍地趋向人之善；而别人有善，又会自然而然地将其取来。孟子所讲述的“与人为善”，被朱熹解释为助人为善，“取彼之善而为之于我，则彼益劝于为善矣，是我助其为善也”。“取彼之善”是爱己，“我助其为善”则是爱人，中心贯穿的都是一个善或爱字。“善与人同”不但是善为天下人所普遍歆慕和追求，而且正是因为如此，就可以从他人取来；而他之善为我所取，他又会更益为善，从而相得益彰，故“同善”也表现为动态的良好效应。 “同善”的观念虽然早出，秦汉以后的国家也有救助鳏寡孤独和救荒的政策措施，但从民间来说，基于爱人的理念又落实于物质关怀的慈善却相对滞后。这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到明代末年，在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同善会”为组织形式并表现为物质救助的博爱实践。表现为慈善的博爱，不但是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抚慰，更是物质的施与和救济。就是说，“同善”并不仅仅是“托之空言”，事实上已经“见之行事”，那么这由“空言”到“行事”是如何可能的呢?高攀龙借回答“善所从来”作出了具体阐发： 余曰：“噫!大哉，子之问也。夫善，仁而已。夫仁，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合天下言人，犹之乎合四体言身。吾于身，有尺寸之肤，刀斧刲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于天下，有一人颠连困苦，见之而木然不动于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爱人而已矣。”[1](560) 在高攀龙，善、仁、人的顺序递进，目的在突出善对于人的价值；而由善到仁再到爱人，则强化了善的实质在爱人。不过，与一般讲仁爱大都指向了对象即爱他人不同，他则是在把天下人化之于个体人的一身的基础上，“合天下言人，犹之乎合四体言身”，将爱人与爱身直接联系了起来。而孟子当年强调爱养自身身体的“兼所爱”的主张，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链接端口。 按孟子所说：“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2](334)“爱”与“养”之间，“爱”是心意、情感，“养”则是爱意的落实，体现的都是人对自身体肤的完整之爱，不应当有一处有欠缺。至于爱养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则要看当下身体哪一部分优先被考虑。但总体上，人对自身体肤不能厚此薄彼，每一寸体肤都应得到同样的善待，或曰同善。 孟子的“同善”和“兼所爱”观念在宋明时期“天人一身”的“大身”观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程颢曾言： 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3] 仁者爱人，到“至仁”的境界，则天地为一身。“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董仲舒的人副天数，但从“仁”之生意畅达将天地万形与人之一身直接沟通，以贯彻其普遍之爱，则仍是理学家的创造，其重点即是要求以同样的爱意兼顾身之全体。回到孟子的同善，虽然有舜之大爱作为示例，但从理论上来说，它是从孟子的“心之所同然”推论出来的。人与我“同”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而所同者的内容之间，如口同耆、耳同听、目同美和心之所同然，虽然“同”之又有不同——所喜爱的是欲望的满足还是理义的充实，但毕竟口耳目的欲望仍由人心发出，同样反映了心中的喜爱之情，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2](330)在孟子就是理所当然的。 孟子虽然倡导“寡欲”，但他并不是一般性地坚守这一信念，事实上他在多处肯定了人的欲望或需求。所谓“欲贵者，人之同心也”[2](336)便是如此。这种“心之所同然”或“同心”的观念在孟子是一个基本的预设，并以此从根本上调节着包括爱在内的人的需要。由于其基点是性善，所以同心在价值上必然蕴含着同善，至于善本身，则可以用天之所赋的理义或仁义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