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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005-007
1.儒学的三个面向：生活化的儒学、批判性的儒学、宰制性的儒学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是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构造。这“血缘性纵贯轴”包含了“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人格性的道德连结”与“宰制性的政治连结”三个面向，而这三面向又凝结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①“血缘性的自然连结”表示的是乡土血统一面，“人格性的道德连结”表示的是文化道统一面，“宰制性的政治连结”表示的是专制政统一面。以这三面来说，儒学充周其间，交融为一体。若分论之，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乡土血统一面，所开展的是一“生活化儒学”，人格性的道德连结、文化道统一面，所开展的是一“批判性的儒学”，宰制性的政治连结、专制政统一面，所开展的是一“帝制式的儒学”。
2.知识分子以“道统”结合民间乡土的伦常孝悌柔化了帝皇专制
儒学的这三个面向，中国自秦汉帝皇专制以来，帝制式的儒学居于核心地位，它支配一切、统理一切，它压抑了批判性儒学的发展，异化了生活化儒学的原貌。它使得生活化的儒学成了控制百姓的工具，使得批判性儒学委屈而不得申张。正由于帝制式儒学绝对的独大，吞没其他两个面向，这便使得儒学蒙尘。其实，在中国传统中，儒学不单帝制式儒学这一面向而已，还有另外两个可贵的面向，而且这两个可贵的面向才是儒学的本源，他们虽然被压抑及异化，但仍散发出力量，多少牵制了帝皇专制的暴虐性。或者说，在知识分子的“道统”声中，结合了民间乡土的传统，只此伦常孝悌，多少也柔化了帝皇专制的极端性。
3.近代新专制之构成
浅薄之士不知“道统”之说实对列于“政统”而来，不知“孝悌之道”对于专制皇权亦有其调节性的作用，直将此等皆视为帝皇专制的重要表征，一概在打倒之列。结果，道统是被打倒了，孝悌之道也被推翻了，传统的调节性机制瓦解了，取代的只是新的专制与个人私党的权力欲，这时候的专制比起以前，虽无专制之名，却专制得更厉害。
4.批判性儒学与生活化儒学之限制
中国传统中，生活化的儒学就像土壤一样，生养着儒学新的生命，而批判性的儒学就像贞妇一般，劝谏着夫君，愿格君心之非。当然，在帝皇专制的高压下，生活化的儒学只有含受力，而无真正的生发力与创造力，或者说其生发与创造都只能是在含受的情境下勉强有之；批判性的儒学只是内容的、意义的、心灵的、道德的要求而已，而不能作一外延的、结构的、制度的、权力的反省。但这并不意味生活化的儒学之本质如此，批判性的儒学本质即如此。如前所说，儒学之为儒学其最可贵者，是它能在血缘性的纵贯网络里，提升到一根源性的创生处去说，提到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存在感通处去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生活化的儒学之为帝制式的儒学所异化、压制，故只成为一“受容性的儒学”，只成就一“顺服式的伦理”。但这并不就是说此受容性的儒学、此顺服性的伦理即为儒学本怀，且不能开出原先那根源创生的动源，就不能提到一人与人之间的真存实感。批判性的儒学为帝制式的儒学所压抑、扭曲，故只成为一委曲求全的贞妇之言，只成就一自毁式、自虐式的批判，但这并不就是说此自毁自虐式的批判、此委曲求全贞妇式的批判就是儒学之本怀，就不能开出原先那根源性的创生动源，就不能依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道德真实感而展开一体制性的、结构性的、外延的、权力的批判。
1.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常无视儒学的多元性传统
若追本溯源，我们大体可说帝制式的儒学是从西汉董仲舒以后所展开的一种历史走向，这样的儒学为帝皇专制所吸收，而成为统制的工具。②批判性的儒学则禀持尧舜之治的理想，格君心之非，与帝皇专制形成对立面的一端。③生活化的儒学则强调人伦孝悌与道德教化，它与广大的生活世界结合为一体，成为调解“帝制式的儒学”与“批判性儒学”的中介土壤，它缓和了帝制式儒学的恶质化，也长养了批判性儒学的根芽。帝制式的儒学、批判性的儒学与生活化的儒学三者形成一体而三面的关系。显然，儒学传统并不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以其多元性，所以自成一统系而发展。今人常忽略了儒学传统内在的多元性，这是值得检讨的。当然，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使得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视儒学的多元性传统，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使得儒学被视为一单元化的传统，这是值得注意的。
2.“以理杀人”——规范性的理与宰制性的迫害
在帝皇专制的绝对管控下，一方面人们认可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方面.我也有诸多“以理杀人”的情形，甚至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谓之不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不亡谓之不孝”，这显然违反了道德的基本精神。[1]道德之为道德固有其规范在，固有其轨则在，但其所重皆在于能使人合理而恰当地生长，凡违反了生长之理的，就已经远离了道德，盖“天地之大德曰生”，此是最根本的判准。规范性的“理”是怎么样转成宰制性的迫害呢?这是一值得深思的论题，大体说来，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没有把握住道德实践的真切面，没有把握住道德实践是一生活世界中的事情，是一具体的体现于历史社会总体中的事情。一旦将道德实践从生活世界中孤离开来，从历史社会总体中孤离开来，那道德实践不但会落空，而且极可能堕为一劣质的意识形态，进而产生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反控。这么一来，就使得社会上的长者、尊者拿“理”来作为宰制性的工具。但仍有一更关键性的问题：此即何以理会异化成宰制者的工具。
3.“存天理、去人欲”的陷阱
我们或许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的儒学里太过强调那超越的形式性原理，由于太过强调“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便不能真切正视气质之性，便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都视成人欲，将那绝了情欲之感的天理之形式，存之于心，执此为意见，而宣称其为天理。这么一来，理便异化成一空洞的、可以作为工具的东西，所谓的“以理杀人”于焉构成。不过，如果只是指出这样的现象，显然是不足的，因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因素使得人们会将“理”异化成一宰制性的工具。往昔这方面的探讨常着重于心性上的讲求，而忽略了庞大的历史社会总体，疏忽了广大的生活世界，因而造成极大的局限。吾人以为这因素不能只在个人心性上去找，因为我们必须正视人之为一社会性的存在，并不是孤离开来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