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老人爱说车轱辘的重复话，看来我的文章也如此了。批评我“总是那一套”，不大有人在么。我的辩解是：第一，有些话重复说说有好处，巩固印象；第二，仔细看看，可能也并不完全是重复。近年我发表了一些关于伦理学的观点，领域很大，问题很多，虽有新说，意远未尽。特别是在2014年华东师大讨论班上，更感到如此。但今天坐下来写时，的确又感到不过是老调重弹，只能先写下去再说。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说过哲学是科学+诗，意思是说，哲学既有对当今现实和现代科学的思辨的抽象与概括，也有对未来的模糊憧憬和情感追求。历来各种哲学似乎是以各种不同姿态和程度倾斜、糅合、摆动于两者之间，这也可能就是王国维说的可信与可爱的问题吧。既不可信又不可爱的哲学多有矣，既可信又可爱的似几无。上世纪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将两端发展至极致(“哲学乃诗之思”；“哲学乃纠正语言”)之后，哲学走向何方不很清楚了。认识论由分析哲学而心灵哲学，伦理学由元伦理学、各派自由主义而社群主义，美学则由博物馆美学(“艺术世界”“惯例论”)而生活美学、环境美学。哲学一方面似乎成为实证性的表面论述；另一方面又成为专业性很强的艰深语言。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对这种专业化话语已相当厌恶，却又自身难免。哲学关门也许热闹，而外行却不敢问津。当今心灵哲学、现象学、后现代主义的好些哲学文章，能有多少人能看懂和愿意看? 拙著《历史本体论》(2002)序中说，我的哲学不想如此，无论内容和形式，我都想走常识哲学、大众哲学之路，近年来一直如此，这与我愈来愈厌恶海氏哲学可能有关。我所提出的“积淀”“度的本体性”“历史主义”“情理结构”，等等，都是相当宽泛、普通的日常话语。例如提出“情理结构”，但情与理究竟如何“结”，如何“构”，情、理、欲三者的关系、层次、顺序、比重又如何，都不能也没有具体展开。如硬要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也可说理性是形式因、情欲是质料因、实践是动力因，而人的生存延续是目的因。但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又如同样属于情理结构，道德作为理性凝聚、认知作为理性内构、审美作为理性融化，等等，其间的区别、关系和联系，并没有说明。它们的发生、发展和变易又如何，其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系又如何，都没怎么说，凡此种种，涉及心理学、教育学等大量艰深的问题。我以为它们的具体研究，属于科学特别是脑科学的范围。尽管我非常关注现在科技哲学的探讨，也关注人类和中国当今的走向和命运，但我所能提供的哲学，仍然只是制造一些日常语言通俗性的基本概念，提供一种视角，如此而已。这就是首先要补注说明的第一条。 词语与方法 第二条补注是，在华东师大讨论班上，我发现存在“道德”一词的“泛化”问题，即各种层次、意义、内容大不相同的道德行为和心理，都被一视同仁地称为道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道德，不闯红灯、按序排队是道德，宁死不屈是道德，富人捐款是道德，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也是道德，等等。虽然这些行为和心理都或多或少有某种道德属性，但毕竟差异太大。道德作为可达到牺牲自我生命的主要标志，在这“泛化”用语中被完全掩盖掉了，这使什么是道德的讨论变得更加混乱。所以我觉得要特别注意使用日常语言的这一现象。这方面分析哲学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要注意“道德”这个词语在具体应用上有很不相同的内容和涵义。不能在同一个“道德”的词汇下，把许许多多完全不同的道德行为和心理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 这里就涉及我所主张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问题。在讨论班上，我特别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上世纪50年代我们所熟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我至今仍然以为正确。例如，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和自由主义“人是目的”原则，两者都并无错误，但如何适用在特定时空环境条件中，却各有不同，而不能说谁对谁错，直接搬套。如讨论班上所说的，著名的电车案例(杀一救五)、海上吃人案(有罪或无罪)、救灾涨价案例(市场原则或道德原则)，都不能直接套用功利主义原则或自由主义原则，而必须按不同的具体时空、环境、条件来作出具体的判断和处理。救灾、分洪和战争，有时必须牺牲个体和部分，这采取的是功利主义原则，而非自由主义原则。而在电车案例中，尽管杀一能救五，但并不能由旁观者推人堵车，这采取的是自由主义原则，而非功利主义原则。这就是我强调的历史主义方法论，重视的是事件的历史具体性。 历史主义还有积累性和偶然性，我称之为“历史三性”。积累性也可称进步性，因为我认为人类物质文明、日常生活以及精神生活(包括伦理规范与道德心理)都是有进步的。这与反启蒙、后现代主义相反，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也是本体论。 伦理与道德两词语的区分 第三条补注是重复讲一下伦理(ethics)与道德(moralis)两词区分的重要。因为这两个词语在中外古今一般都是同义使用，不做或极少做区分。本来伦理作为群体规范与道德作为个体行为，的确紧密联系，很难分割。群体规范表现在个体道德行为和心理上，个体道德行为和心理一般却又不必然是群体规范的呈现。我却强调两者区分的必要。为什么?第一，我以为这个区分有利于澄清好些说不明白的伦理学问题。第二，明晰表达我的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看法，即由外而内、由伦理而道德的路线，这条路线也可称为历史—教育路线。这是我的历史主义人性积淀说的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