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6)05-0041-13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5.005 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依据东瀛及泰西诸国之经验而指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1](P.1420)这通常被认为是“言文一致”论在近代中国的首张其帜。①自此后，关于语言文字改革的历次运动——从清末的切音字和简字运动，到民初注音字母的制定和推广，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及此后的国语罗马字运动——都把言文一致当作主要目标。1931年，黎锦熙在《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中总结道：“三十多年来，国语运动的口号不外两句话：‘国语统一’‘言文一致’。”[2](P.63)而在1934年的大众语讨论，以及从1928年一直延续到1955年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言文一致或语文统一也仍然被当作根本性的目标。②由此可见，在现代汉语书写语言的建构过程中，言文一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目标。 言文一致旨在实现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的统一，实际上则是要求书写语言统一于口头语言。从理论上说，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不可能做到完全统一，因为口语表达的思维与通过书写文字来表达的思维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若说口语是自然的，是从无意识中涌现出来的，那么书写语言则绝非是自然而然的，将口头语言转换为书写文字的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人为制定的、清晰的规则的制约。[3](P.62)口语与书写语言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外部形态上，如口语是冗余的、集合的、鲜活的，而书面语是精确的、分析的、抽象的，等等，更在于言说主体和书写主体的内在精神心理动力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只限于个体心理层面，同时也有着文化形态上的区别和对立。口头语言与书写语言的统一虽然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从16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的东方，这一诉求却始终未曾消歇，在中国更是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激进的文化运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的范围。言文一致与其说是一个语言学命题，不如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启蒙、民族国家建设、个人主体性等现代性核心问题皆盘结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和分析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中的各种观点、言论，揭示隐含在言文一致这一诉求背后的复杂的历史—文化意涵，以及这一运动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启示 黄遵宪关于语言与文字离合之说，应该得自他在日本的见闻。在他出使日本的那几年(1877-1882)，正是日本知识界呼吁废除汉字、鼓吹“言文一致”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时期。 早在明治维新前的1866年，前岛密就曾上书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认为普及教育是国家富强之本，而汉字“艰深多谬”，不利于日本的文明化和国民教育的普及，因此日本必须废除汉字，采用丝毫不亚于西洋诸国、同样是表音文字的假名。前岛密的《汉字御废止之议》拉开了“言文一致”运动的序幕。此后，西周于1874年在《明六杂志》发表《以洋字写国语论》，亦认为汉字阻碍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主张以罗马字为国字，以谋求国语的独立和发达。前岛密、西周等人废止汉字的提议代表了当时日本知识界的激进立场，即完全以西方为榜样建立现代国民国家的框架体系。③废除汉字是为了实现“言文一致”，而“言文一致”是出于普及教育的需要，根本目标是培养理想的现代国民，奠定国家富强之基础。 “言文一致”之所以在日本成为一个迫切的要求，与其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有一定关系。日本在古代虽有自己的声音文化，却没有文字，故而采用汉字作为书写语言，其后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表音的假名。日语中的汉字都有“音”“训”两种读音，前者是对汉语语音的模拟，后者是日语本有的读音。无论是音读还是训读，实际上都有几种发音，诵读文字因而变得极为复杂。[4](P.276)这使得日语口语与书写文字之间的分离较之于其他语言，显得尤为严重。长期以来，日本的武士和知识阶层所使用的书面语言，乃至官方用语，都是汉文或是汉文训读文④，与普通民众的口头语言的确相隔甚远。到了18世纪，随着日本民族意识的萌芽，开始出现了对“巨大国语母体”的追寻。本居宣长通过对日本史书《古事记》的梳理和阐释，试图在汉字文化之外构造古已有之、口头传承的“大和语”。对“大和语”的幻想实际上假定了在文字出现之前，先有声音即所谓“皇国正音”的存在，这种未被汉字污染的“皇国正音”体现了日本民族精神及语言的绝对优越性。子安宣邦锐利地指出：“到了近代在如此‘大和语’学说出现的同时，一个新的神话也出现了。因为这种学说表明：由于《古事记》的产生，国语才得以成立，一种被称之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才得以被叙述，一个叫做‘日本’的内部才得以成立。”[5]樱井则指出，作为近代国家民族同一性之象征的“大和语”，其产生与18世纪后半叶的产业资本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西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运动以亚洲为对象有关联。本居宣长对日本绝对性的主张，实际上“是作为对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抗争在发出呐喊”。[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