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5-0160-13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初九日，浙江温州瑞安的一个读书人——张棡写道：“课寯儿阅《蒙学报》”，五月二十日又在“灯下说《蒙学报》于诸女儿听”。六月十六日他将早上刚借来的“上海照相片”数十张在“灯下与诸女儿及内子同看”。 这几幅百多年后余温犹存的历史场景都是在清末民初江浙地方小城镇里一个读书人的家中发生的，而这些场景中将这个读书人及其家人一起定格的关键之物——新书报、照相片等则无一例外地来自“上海”，从中不难看出上海当时对其一家的文化辐射之力。 清末上海作为一新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中心，关于其对江浙地区文化辐射的方式、内容与影响的研究已相当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处已经题无剩义，问题的讨论仍有不小的深入空间。①这一方面或源于研究资料的限制。一般来说所谓文化辐射，除了上海输出一方的资料外，还要多展示和呈现对其回应一方的资料，而此种资料相对较为难得，因此像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等就较多地被研究者所使用。但由于回忆录材料的先天限制，其虽能说明不少问题，却并不太容易充分展示出上海文化输出与回应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另一方面则可能要归因于作史者如何来诠释清末上海对江浙地区的文化辐射。不少论者多将其看作一个现代取代传统、新知战胜旧学的过程。诚然从中国近代“新的崇拜”不断拓展的大趋势上如此说并无太大问题。但如从文化辐射的生产方和回应方的互动看，这一过程却不是如此清晰和简单。文化不是凭空悬置之物，它的影响力度与回应一方自身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清末由“上海”辐射的各种文化因子在与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物相结合时会表现出非线性、非一致的多歧纷呈状态。在此多歧纷呈的状态之中，我们特别要注意思想文化形形色色的“使用”问题。清末“上海”文化辐射的各种因子实深深锲入了江浙地方上读书人在当地社会的权势争夺，进而深刻影响了地方权势结构的变迁。②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尝试以清末江浙地区几位地方上的读书人如温州瑞安张棡、苏州吴江柳兆熏、常熟桂村徐兆玮的日记作为主体材料[1]，辅以其他相关资料，作一个初步的讨论。 一、改变地方读书人生活的“上海” 既有研究已充分说明清末上海崛起的重要时刻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此时一个满目疮痍、战火弥漫、生灵涂炭的江浙与仍然笙歌燕舞、未经战事的上海形成了鲜明对比。大批江浙小城镇里的地方读书人纷纷移居上海躲避战乱，为上海带来了大量推动其经济发展的人力与资本。另一些未移居上海的地方读书人则或无奈，或有意识地开始将“上海”作为重要消息渠道，以代替音讯基本隔绝的京城、省会和周边大邑，而此种消息渠道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战时生活。 苏州吴江地区的豪绅柳兆薰就是从“相好处见上海传抄明文”，才得知咸丰皇帝已经驾崩，“诏谕六大臣务政”。过了近两个月，他在友人聚会中听从上海搬回之人说：“大行皇帝庙谥文宗献皇帝”，同时晓得曾国藩所上奏折“词颇推挽”，一时半刻断难望湘军援助苏南。闻此消息，柳氏为本乡的担忧之情不免又多加了几分。 二十多天后，经常来往上海和吴江之间的柳氏同乡凌耕云也为他带来传自沪上的消息：辛酉十一月十四日他知道了“明年国号又改元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王大臣六人均被重谴，已见明文”；过两日“得抄读新圣上谕旨”，知“用事专权宗室三人，已用重典正法，又三人革职发遣”。十二月初六日听凌氏说“今上新政肃然”；曾国藩收复芜湖，并受命经略四省；“英夷帮攻苏城”，但不知是否能得批准。这些消息让柳氏不禁浮想也许战争大势会稍佳，“未知明年吾镇可安靖否”。当然在众多纷乱的消息中亦有不太确切的如“杭州夷人帮守，可保无事”云云。[2]不过凌耕云向吴江的沪上消息传递仅维持了一个多月。十二月二十一日，“长毛”冲至上海城外，“夷兵防堵，开炮始退”，“迁客有胆怯搬场者”，在这些“迁客”中就有凌氏一家人。 转过年去，柳兆熏痛失爱子，好友袁憩棠前来吊祭，顺便谈论时事，又知“上海一隅难望出手，官场如儿嬉，且视为利薮，英夷居心叵测，事事阳奉阴违，且以长公为奇货，挈攻之说，亦难得力”。闻此柳氏心情不免跌至谷底，怅叹“茫茫大劫，不知何日承平也”。到四月初八日，重又往返上海、吴江之间的凌耕云带来一个好消息：“初三日寅刻官军收复嘉定城，夷兵之力。李星使初至，衣青布袍，今则巍焕，军令森严，似有一番举动。”[3] 可是一月后消息又大坏，柳氏晤友人袁术甫得知“嘉定决计复失，被降毛内应，夷兵伤者甚多，死一大头目。青浦、松江告警，渠家欲迁沪”。接下来各处频发的警讯无一不在证实袁氏所言非虚，到六月十九日袁家专门派人告知柳氏“北兵已克雨花台，沪上亦甚安静，渠决计即日迁移”，希望柳家也能早作打算。终于在七月初十日，彷徨中的柳氏得到了一颗“定心丸”——“邻友持倚翁”寄来的信。信中说他六月廿五日先到沪，借住万丰号，自告奋勇为柳家安排迁沪事宜，并说有船“带来洋人保护，大可放心”。柳氏一家遂决定暂避沪上，以逃兵劫。[4] 以上柳兆薰日记中的“来自上海”、“从上海来”、“上海搬回”等语都说明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始，上海已成为江浙地区小城镇里地方读书人的重要消息源头。相较以往，此时小城镇里地方读书人的信息传递方式其实并无太大改变，除了遍贴城头的告示和辗转相传的邸报、小报外，朋友间的见面聚谈和往来信札仍是最重要的消息来源。传递速度也未必就比以往快，甚至因为战事的激烈，较之明末可能还要稍慢一点。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