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推行官制改革，仿照立宪国建制，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清末官制改革中诞生的大理院，可谓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司法机构，人员多数调自法(刑)部，很多拥有较高学衔与功名，不乏进士、举人者，新式法政人员则很少。①现代中国的“新式”司法官群体缘此产生。组建独立、专业化的司法官队伍是清末宪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②至宣统元年(1909)，京师、直隶、奉天等地新式司法机构相继设立，但此时司法官数量很少，多为原本存在于体制内的候补候选佐杂人员经速成“学习”改造而来的“熟谙新旧法律及于审判事理确有经验者”。宣统年间，司法官选任逐渐走上规范化的考选之路。在新政后期，法政教育勃兴，培养了大批法政人员。经宣统二年(1910)全国范围内的司法官考试，大量法政毕业人员加入司法官队伍中，外在型塑且内在改造着清末司法官群体结构。此后两年，在全国范围内组合而成1000多人规模的新式司法官群体。无疑，这是一个中外新旧交杂的法律职业群体。③ 经由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清帝逊位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从帝国嬗变为民国。政权更迭之际，清末数年间形成的新式司法官群体何去何从?如何分流、重组?毋庸置疑，这是探究民初司法领域人事变动不可回避的问题；广而言之，这也是在解答革命引发的政权更迭后人事如何嬗变、权势如何转移的一个较佳视域。④ 一、辛壬之交：逃散与维持 武昌起义后，京师震动，清廷官员纷纷离职，各部官员多为暂署或兼任。辛亥年九月，皇族内阁解散，袁世凯受命组建内阁。在袁阁中任法部大臣的沈家本在日记中记载：壬子年正月初五，“王炳青兼署法副”；七日，“王炳青兼署副大臣，又以终养辞，并乞开去少卿底缺”；九日，“许玑楼暂管法副，徐季龙理少，王书衡总检察，皆系暂行管理”；十一日，“玑楼又辞法副，请开缺修墓。季龙暂管法副，书衡兼理少”。⑤显而易见，辛壬变政之际，司法中枢已成“看守”性质。加之，法部原本即清廷中的非权力核心部门，人员亦多不安心任事。对此，报纸报道：“北京旧部，除外、邮、陆军等部外，其余各部司员情状极为瑟缩”⑥；在各部所发津贴中，法部、大理院垫底，从“正月起即不名一钱”。⑦ 京外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广东，该省高等审判厅厅丞史绪任(河南人，原为清末大理院推事)，辛亥革命爆发后，卸职回籍；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文霈(满洲人，原亦为大理院推事)也“弃官而逃”。⑧广东司法司呈报：“窃自光复以后，省地及商埠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及旧提法使署官吏，半皆逃去。司法主权，几至无所系属。”⑨宣统年间在河南法政学堂就读、后任民国司法官的马寿华，晚年忆述：“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开封人心惶惶，客籍候补者纷纷回籍。”⑩由革命引起的无序、混乱也导致不少司法官去职。1912年3月《申报》刊载如此一事：江苏兴化县公民李绮园等以“审判厅各员开支公费过巨”为由，另举魏鼎新任审判长，禀请江苏都督核示；苏省都督斥其“荒谬”。(11)这说明，在混乱时局中，不少地方借“革命”之名，以种种理由让现职司法官员去职，另委他人。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清修律大臣伍廷芳出任临时政府司法总长，此可视为两个政权之间法制继承的象征。伍廷芳表示：“窃自光复以来，前清政府之法规既失效力，中华民国之法律尚未颁行，而各省暂行规约，尤不一致。当此新旧递嬗之际，必有补救方法，始足以昭划一而示标准。”鉴于此，南京司法部拟将前清制定之民律草案、第一次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商律、破产律、违警律中，“除第一次刑律草案，关于帝室之罪全章及关于内乱罪之死刑，碍难适用外，余皆由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以为临时适用法律，俾司法者有所根据”。(12)由于南京政府的临时性质，伍氏无法对“大清律法”进行“革命”，只能稍做变通；政权更迭的“法制手术”，只能留待其后的北京政府了。需指出的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特别是其中第48条至52条关于法院制度的规设，从根本大法层面规定了司法权在民国初期政权体系中的地位。此后北京政府的司法改组与相关改革无不受此影响。 1912年2月13日，接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在北京布告内外文武衙署：政府事务不容一日间断，“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所有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13)这是维持新旧政权过渡中的必要举措。关于新旧政权的法制继承问题，3月10日袁世凯宣布：“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14)易言之，前清法律总体上在民国依然暂时有效，这与前述伍廷芳所言一致。不过，此时伍氏已经去职，3月30日，革命党方面的王宠惠被任命为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4月4日，前清旧吏、此前暂署法部副大臣的徐谦被任命为司法次长。因王氏尚未抵京，部务暂由徐谦主持。 临时政府由南迁北，袁世凯由清廷内阁总理大臣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很多前清臣僚也自然变为民国官员。由前清旧吏出任司法次长的徐谦，为表“革命”之意，更清晰地表明与前清旧政划清界限，想法与做法亦更趋新。早在徐谦被任命为司法次长之前，徐即拟将大理院、京师各级审检厅人员一律遣散，每处只留一人预备交代，为各部所未有之事。(15)被任命为司法次长后，徐氏表示用人方法：关于司法行政人员，将来属官新官制确定，缺额均选用中外法政专门毕业人员补充，而且留用法部的旧员，也要定期先行考试，以定去留(16)；关于司法审判人员，此前的司法官多有不堪任用者，拟俟总长王宠惠到京后再商定，将原有法官全部甄别，甄别方法分为三项：出洋留学法政有毕业文凭者、在本国法政法律学堂毕业而有裁判才智者、于新旧法律人情风俗均皆透彻而又于裁判上富有经验者，除此三项外，无论系何项出身，概不留用。(17)徐谦这种完全摒弃“旧人”的做法，在司法部引发风潮：徐谦认为必须先将法部旧员全部解散，另委欧美留学法政出身者；后徐氏接王宠惠函电，告以组织司法机关，所有人员新旧参用，但徐在司法部宣告“王总长来电，不委任旧员”；不料，此事被部中人员获悉披露，部员与徐氏大起冲突。(18)4月29日，旧法部全体司员向大总统呈请两事：一、提出全体辞职；二、要求补发欠薪，袁世凯当即交国务院调和此事。后国务院议定，王宠惠来京之前，旧司员不容令其辞职，至于欠薪，理当设法补发。袁世凯、唐绍仪“当即责成徐谦一力维持”，赶紧补发欠薪，平息事端。(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