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章编号]1002-3054(2016)08-0119-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813 北洋军阀时期是典型的武人当国。处在军事高压下的司法界，究竟如何在中央权力式微、各路军阀割据称雄、外国势力盘根错节的无道乱世，竭力标榜司法独立原则，争取司法官应有的权限与地位，迄今学术界虽有一定研究，但多数论著都侧重于制度层面的宏观探讨，能够真实反映司法界和地方军阀矛盾与抗争的鲜活个案，并不易觏。“刘豫瑶案”正是这样一面难得的多棱镜。① 该案发生于1919-1920年之交，正值北洋军阀由表面统一走向公开决裂的关键转折期。尤其直、皖两系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各树党羽，互相倾轧，第一次直皖战争蓄势待发。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围绕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刘豫瑶②(简称“高审厅”③)的黜陟问题，湖北军政当局闹出一场“掀天波浪”。④其性质之恶劣，正如司法部事后所揭示：“民国八年以来，各省对于司法，虽不尽悉力维持，然从未有明目张胆如该督军此次非法干涉之甚者。”⑤“刘豫瑶案”既是一场司法当局与军阀势力的博弈，又牵涉中央与地方的“和谐”；既是一场“行政、司法之大决斗”，⑥又体现了流行政治话语与实际权力运作的两歧。同时，该案还掺杂了复杂的派系因素，并有“外交关系为之佽助”，⑦为我们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的军政关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观察视角。 一、刘豫瑶被劾与王占元“囚官劫印” 1919年12月6日，湖北省长何佩瑢呈文中央，以本省高审厅长刘豫瑶违法徇私、有亏职守为由，请求中央另简贤员，以维司法。大总统徐世昌随即交付司法部查办。该部司长王文豹、河南高审厅长凌士钧奉命赴湖北彻查。⑤ 不料，司法部的调查尚无结果，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瑢，又于12月21日向大总统、国务院、司法部发出“马电”，称因刘豫瑶畏罪告病，已会委督军署军法课长程定远暂代厅长，并推荐湖北高等检察长赵秉琛转任高审厅长、夏口地检长谢震升任高检长。⑤ 翌日(22日)，司法部收到湖北高审厅代理厅长、刑庭庭长陈长簇⑧来电，控诉王占元等横加干涉司法行政，危害司法独立，并附呈军、省两署迫其限期交印的训令。⑤对此，司法部反应强烈。自清末实施司法改革以来，司法行政一直操诸法部之手。迨入民国，虽然各省军政长官干扰司法独立之事时有所闻，但迄今为止，司法部下辖各高等厅、高等分厅、地方厅、高等分庭、审判处(设于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特别区)、司法筹备处之审、检厅诸官的迁调升补，除审判处权操都统外，皆归司法部“实地管辖”。“何谓实地管辖?财政厅长虽由财部委派，而必先得督军、省长同意。法官则军人、行政官均不甚干涉”。⑨(P29)故而对于此次王占元、何佩瑢首开先例的“出格”行为，司法部决定严厉回击。 司法总长朱深当即致电王占元、何佩瑢，严厉谴责了他们的越权行为。他指出：第一，“刘豫瑶案”业经交部查办，不应于查办期间任意派员更替；第二，高审厅长系简任官，任免权属于大总统，非地方长官得以委任；第三，根据《法院编制法》，“凡厅长遇有事故，应由首席推事代行职务”，以军法课长代理高审厅长，不特于法不合，亦不属督军职权范围。即依《省官制》，省长监督司法行政，必须奉有特别委任明令，其权力所及只限于考查各级审检人员，不能处分高审厅长。最后朱深强调：“司法独立乃法治国常型，行政用人为司法部专责。近来各省对于司法均属循此常轨办理，内外相维，似不可由鄂省首开创例。”⑤这里的“首开创例”一词，显然是特别强调事件的恶劣性，并含有警告二人不要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意味。 12月24日，司法部又就此事呈文大总统，并借题发挥，请求颁布法令，严禁各省军政当局干涉司法。 首先，该文申明了司法部与军政长官的权限划分，指出司法行政乃司法部“专有之职权”，自1914年出台《省官制》以来，始有巡按使、省长得监督司法行政之特例，但其职责所在，也不过是稽核经费、考察厅员，且须奉有“特别委任”(按：该项“特别委任”由司法部代为申请，不称职者，亦可由该部随时呈请撤销)。所以尽管各省督军、省长对于司法行政渐有侵越行为，“皆经本部随时更正拒却”。⑤ 进而，该文强调了王占元、何佩瑢行为的恶劣性，指出何佩瑢在并未奉有政府“特别委任”的情况下，竟越权举发高审厅长刘豫瑶并擅自委任程定远替代其职，实属目无纲纪；王占元作为督军同样无权黜陟简任官。根据《约法》《法院编制法》《司法官惩戒法》及司法部承准各项办法，“司法官去职及代理均须经过法定程序，非因惩戒奉令先行停职者，不得停职也；非经惩戒议决褫职者，不得褫职也；有事故者，应由首席推事代行职务也”。故而，“刘豫瑶案”应由司法部呈明总统，依法办理，否则“微特妨害司法独立，且侵及大总统简命官吏之大权。此端一开，各省效尤，司法用人必益滋纷乱，而诬陷排挤之风且因缘而起”。⑤ 最后，司法部痛切指出，现正值中国力争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紧要关头，本部正积极筹划改进司法事务，“何堪国内地方长官又复自乱其例?瞻念前途，疚心何已”。⑤ 显然，在司法部看来，王占元、何佩瑢二人的“越俎代庖”并非简单的越权行为，而是地方军阀蓄意扩张权限、侵蚀司法行政权乃至总统用人权的重大信号。不仅如此，其时北洋政府正有借助“一战”胜利之机，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外交意图。尽快消除“刘豫瑶案”的恶劣影响，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无论对内对外显然都有急迫的政治、外交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