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德勒兹的马克思主义情结是在他和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开始合作以后才出现，这其实并不准确。德勒兹本人说：“我认为费利克斯·加达里和我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方式不同，但是我们俩都是。我们不相信那种不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哲学。马克思著作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将资本主义作为内在的体系加以分析。”[1](P23)从这里可以看出，和马克思一样，德勒兹也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作其社会理论的核心。他认为，只有在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寻找到突破甚至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尤其是第一卷的《反俄狄浦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观点、分析方法的影响，其中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更是与马克思有异曲同工之妙。 德勒兹和马克思一样，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文明阶段，摧毁了之前传统社会所存在的所有等级制度，体现了一种解放的进步力量。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这种解放所实现的平等是在所有价值的市场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而这则是一种更大的同一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的诸要素均被符号化，其运作的整个流程也被公理化(axiomatization)了。德勒兹认为，这种公理化的同一性抑制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他看来，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的过程代表了一种既定的秩序，这种秩序本身既规定了其中各种流的运行的方向，同时也杜绝了它们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和欲望，最终在结果上成功地维护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在这里，德勒兹离开了马克思生产关系批判的原有语境，引入了弗洛伊德，并成功地创造出“欲望生产”这个弗洛伊德+马克思式的概念，对不同形态的生产关系逐一进行了解析。他的最终目的是试图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寻找出释放欲望流的方法，从而使社会发展本身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可能性。 马克思以商品作为自己批判资本主义的入口。他通过对商品中所凝聚的剩余价值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运作方式。德勒兹没有继续这种经济政治学的思路，他通过和加塔利的合作，在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之间进行了某种连接，形成了独有的批判方式。这种批判更是以他所谓的“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e/schizoanalysis)的方式深入到话语、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德勒兹对《反俄狄浦斯》一书作出了如下描述：“这里确实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俄狄浦斯和精神分析学的批判，再是对资本主义和它与精神分裂的关系的研究。而第一方面又与第二方面密切相关。我们在以下的观点上反对精神分析学，这些观点与它的实践相关，也同样与它的理论相关：俄狄浦斯崇拜、向利比多和家庭包围的简化。”[2](P246)从这里可以看出，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资本主义和精神分析(psychanalyse/psychoanalysis)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性，因此可以从反对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这种批判本身也是对精神分析所围绕的中心概念的一种祛魅。作为精神分析的替代物出现的“精神分裂分析”，所提倡的正是对中心化结构的解构。这正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应对精神分析神话的武器。他们认为，俄狄浦斯情结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分析的建构，而且是帝国主义的一种表征。因为精神和社会生活的俄狄浦斯化所表达的正是一种被压迫的生活。这和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压迫是一致的。俄狄浦斯情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指并不单纯是一种精神倾向或经济制度，而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结构，是霸权话语，它们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而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同一性。因此，所谓的反俄狄浦斯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精神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压迫，这在目的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致的。 所以，当德勒兹(和加塔利)用所谓的“精神分裂分析”法来对不同的社会形态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马克思的影响。类似于马克思所使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核心概念，德勒兹(和加塔利)也通过一对概念，即欲望和身体之间的不同作用，来展示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差别和运行机制，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在释放了之前社会所压制的欲望的同时又造成了对欲望的更大的禁锢。这种批判模式从根本上和马克思从经济政治学角度所进行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 一、解码流的再辖域化：资本主义对欲望生产的压制 《反俄狄浦斯》的第三章以《原始人、野蛮人和文明人》为题对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进行了分析。很显然，这三种对应的社会形态分别是：原始社会(“原始辖域”)、封建社会(“野蛮的专制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事实上，在这一部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社会分析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所提供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只不过，他们是从欲望生产的角度来解析欲望在这三种社会形态中与身体的互动关系。其根本用意是揭示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公理化”是如何使其自身丧失动力和生产的能力的。严格地说来，在这个分析中，对第三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目的到思路都与马克思并无二致；不过，作者对前两种社会形态的解读明显超越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此，詹姆逊评价道：“我认为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杰出思想家中，德勒兹是在自己的哲学中赋予马克思至关重要的地位的唯一一位，他后期的著述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即和马克思思想的碰撞。”[3]他指出，德勒兹和加塔利比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论述更重视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他们从生产着眼，不断地将“经济”因素加入到对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结构的分析中，从而更突出了后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方面的独特性。 在论证中，德勒兹(和加塔利)虽然采用了马克思的社会分期，但在他们的社会谱系中，并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一说。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的一种反拨。德勒兹并没有在批判的基础上构造出一种系统性的新型社会制度；相反，他所提供的解决途径是微政治的：去辖域化(déterritorialisation/deteritorialization)。这个结论与德勒兹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德勒兹认为存在的本质是不断的生成，因此也不存在历史的终结。去辖域化本身并不会建立起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通过不断地将异质性元素引入原有的系统，从而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来。从表面上看来，去辖域化是对原有的辖域的消解，但实际上这种消解并非否定性的颠覆，而是积极的建构。去辖域化同时又是一个再辖域化的过程，而这个再辖域化的结果又将成为新的去辖域化的对象。从这一点上来讲，去辖域化和再辖域化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总体化概念。但其中的区别在于，去辖域化是不以生成一个同一性的总体为目标的；相反，它运动的轨迹是沿着逃逸路线，试图打破辖域(总体)的统治。它既打破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构造封闭的理想国的青睐，也反对了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立场。去辖域化所追求的不是否定的非同一性，而是差异的多样性。逃逸的路线不是唯一的，而是无穷的，因此去辖域化本身是无法被规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