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齊澤克稱自己的理論是在共產主義運動遭受挫折背景下的辯證唯物主義復歸；面對不可彌合的社會對抗性，他希望通過唯物主義的辯證認識論重建啓蒙主體，從而爲全球資本主義語境下的霸權鬥爭提供合法性論證。齊澤克所稱的辯證唯物主義之“唯物主義”，前提是由“客體(對象)優先性”來做保障的。其實，這本是阿多諾的基本觀點，但齊澤克的論證卻與阿多諾不同。阿多諾是將主體(同時作爲客體)與客體(同時作爲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的“非同一性”思想視爲辯證法的核心；通過主張客體優先性，進一步將之視爲人類“自然史”的前提。不過，阿多諾並沒有由此否定人類精神，而是通過主體性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打開新的歷史視野，即承認人類精神之現實表現的矛盾性質。基於這種矛盾，他要求重申辯證法之“否定”性質，打破概念拜物教，推動理性進步，在對抗性的自然史基礎上打開人類生存的開放圖景。齊澤克認爲，阿多諾通過把歷史自然化主張某種預定的和諧擦除了現實異化，而拉康的“對象a”概念雖與阿多諾“客體優先性”思想一致但克服了後者的不足。基於此，他便以拉康精神分析爲依託，從認識論角度提出了一種非常獨特的辯證唯物主義。在齊澤克看來，拉康精神分析的根本目標是使主體能夠完成從“主人能指”到“對象a”(即“慾望的對象成因”)的過渡，從而使個人認識到他的社會身份之虛假性並直面自己的慾望，承認自己是一個被“驅力”與“社會”所擠壓並且永遠無法在這兩者之間獲得“同一”(即身份)的分裂主體，而從“主人能指”向“對象a”的過渡機制便是辯證法。在這種辯證唯物主義視角中，文明乃是永恆的“對抗性”，社會不可能達及概念上描述的表現爲“和諧”的“主客體同一性”。
)，試圖以拉康(J.Lacan，1901-1981)的精神分析的名義使“社會”成爲名符其實的廢墟，使阿多諾“非同一性”思想之“消極”表述轉化爲積極訴求，即以“對抗性”爲前提，追求“不可能性”。本文旨在通過“客體(對象)優先性”(The Object's Preponderance)①問題，闡明齊澤克頗有爭議的“辯證唯物主義”自我主張中的阿多諾思想底蘊，揭示以其爲代表的當代激進政治學從認識論上的失敗向本體論上的“不可能性”轉化之意味。 齊澤克在其成名作《意識形態的崇高對象》中，公開主張“後馬克思主義”立場。不過，近年來他似乎又向原初的馬克思主義“回撤”，不僅反復重申辯證唯物主義立場，而且要求“回到列寧”，甚至在訪談中毫不顧忌地稱自己是斯大林主義的哲學家。這種“變化”，使得其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變得撲朔迷離。 齊澤克代表的是後現代氛圍中挑釁性認識論唯物主義立場，即以反本質主義名義把認識上的失敗轉化爲本體論上的“不可能性”，以偶然性來維持歷史的“開放性”，從而爲“霸權鬥爭”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它不僅在實質上迴避了傳統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分的本體論根據，而且在認識論上也試圖擺脱必然性(客觀因果性或歷史規律)的糾纏，走向徹底的偶然性崇拜(這是否定宏大敍事的整個後現代知識之核心特徵)。然而，還不能因此簡單地指責這種“唯物主義”之虛假特徵。因爲，複雜的是，齊澤克試圖藉由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的辯證法形式改變結構主義思潮之“唯心主義”形象，從而爲當代激進政治學提供一種與馬克思(K.H.Marx，1818-1883)的再連接。要理解其理論邏輯和意義，需要審視他與阿多諾的關係。這個關係正是齊澤克與馬克思之間關係的“消失的中介”，它是通過“對象優先性”這個觀點得以表現的。 在齊澤克的文本中，時常會看到阿多諾的觀點，但不太容易直接看到他的理論邏輯不僅受阿多諾的影響、而且是接着往下說的。②齊澤克表示，自己熟悉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但他又否認受到了其影響。在總體上，齊澤克強調阿多諾的唯物主義方向是重要的但存在着內在僵局，並且在政治上是消極的。③然而，正如他們都欣賞“唯獨最遠的遠方纔是鄰近”這句辯證法名言一樣，齊澤克表面上對阿多諾的漫不經心，恰恰暗示着他們密切的親緣關係。這種關係，在其文本中也留下了極爲少見但重要的說明，這便是他的《快感大轉移：婦女和因果性六論》的第一、二章。④ 在這本著作中，齊澤克以阿多諾、馬爾庫塞(H.Marcuse，1898-1979)爲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對精神分析修正派的批判及其內在困境的解讀作爲鋪墊，來說明拉康派精神分析之合理和優勢，明確地主張拉康的“對象a”便是阿多諾“客體優先性”觀點的發展和替代，成功地爲拉康後期對真實之維的關注進行了唯物主義辯護。通過簡要闡明阿多諾、馬爾庫塞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對精神分析“修正主義”理論以及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成果，齊澤克認爲其以“壓抑性反升華”概念爲代表的理論創見爲分析“極權主義”社會(在齊澤克看來，這正是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打開了空間，阿多諾的“客體優先性”立場亦爲唯物主義的精神分析之發展描述了方向，不過阿多諾卻走入了死胡同。在齊澤克看來，阿多諾的“客體優先性”概念引入了一種“反中心”的思想，驅散了精神分析修正派試圖將本能歷史化(即主體化)的主觀唯心主義錯誤，不過這一思想亦包含着一個潛在的矛盾，即實際上傾向於擦除異化，通過把歷史自然化而主張某種預定的和諧；而拉康的“對象a”概念是從法蘭克福學派引申出來的，並且把阿多諾沒有想通的問題理論化了。⑤也就是說，拉康解決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難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論證中，貫穿的是關於精神分析之科學性質的理解。齊澤克強調，“明確提出精神分析是一門科學，質疑解釋學和因果解釋的對立的衹有兩家：法蘭克福學派和雅克·拉康”⑥。也就是說，拉康與法蘭克福學派相通之處在於，他們都試圖打破社會研究中的嚴格決定論和錢型因果假設，他們都看重作爲解釋學的精神分析之獨特的回溯性因果假設。如果說，齊澤克一直抓住拉康不放，努力以其作爲理論支撐批判當代意識形態，這是基本原因，那麽，人們也因此能夠清晰地理解，他爲什麽一直致力於通過大衆文化來解釋拉康，改變其標準的“薩滿師”(shaman)形象使之清晰而通俗易懂，他爲什麼亦同時糾纏於拉康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係，以及他本人何以採取了那樣的言說風格。焦點在於，一方面，正是在意義解釋學方面，拉康把“回溯性因果”“過度決定”“徵兆解釋學”等理論發揮至極，描述了一種意義生成、流傳、變化的複雜而吊詭的機制，指明文化現象之內在的非同一性和相互聯繫；另一方面，他同時把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的“微積分”比喻弄假成真，使精神分析演化爲具有數學嚴謹性和神秘性的邏輯工具。對於齊澤克來說，精神分析是面向人類生存之惇結的不可能事業，正是這一點纔使它始終散發着獨特的思想魅力。在根子上，他的目標是通過對德國古典哲學的重新解讀尋找回應當代主體困境的非同一性(即矛盾或否定)辯證法思路。這正是阿多諾的思路，但齊澤克又不願意接受阿多諾的“消極”立場而是採取了阿爾都塞(L.P.Althusser，1918-1990)在理論上的進攻姿態(即哲學上的階級鬥爭)。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又迴避其理論局限的正是拉康。一方面，拉康爲解決阿多諾的停滯提供了思路；另一方面，拉康恰恰又彌補了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