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蔓延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地球的生态环境，如无遏制地延续，扩大化的地球生态危机将会无情地导致人类社会的崩溃。“地球生态环境的严峻性是促使有远见的思想家寻求超越现状的最迫切的原因，”①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在其2014年出版的著作《有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的一种替代选择》开篇语中如是说。以小约翰B.科布(John B.Cobb)和克莱顿等人为代表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兴流派，应时应势而生。此流派产生之初便以破解生态危机之谜作为它的理论之基，以构建生态文明作为它的理论归旨。无独有偶，在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还包括阿格尔、奥康纳、高兹、佩珀、莱斯、克沃尔和本顿)同样是以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作为理论基点。在此，比较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持生态观的殊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两个流派的核心理念，批判其局限、汲取其所长，推进我们科学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一、危机根源：从制度根源到思想根源 福斯特从总体上指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扩张主义逻辑，深入揭露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内核的经济学的生态危机“原罪”，并通过“介入当代政治经济领域对‘资本主义’与‘环境’的争论”②，确证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反生态性，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第一，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把持续积累资本财富视为自身的根本准则，把资本利润增长作为自身的最高目标，这种追求资本财富的贪婪性与所处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形成了不可协调的矛盾。首先，福斯特指出：“对资本持续积累的痴迷是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③。资本主义社会要实现财富的不断积累和利润的持续增长，势必“要不惜任何代价(尤其是以剥削他人利益和牺牲地球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自身经济的连续高增长，这通常意味着社会本身需在短时间内消耗大量的能源材料，同时产生难以量级的废弃物，这样必会导致地球环境的急剧恶化。”④接着，福斯特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经济的高增长和能源的无限需求”与地球资源有限性的对立必会衍生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另一个矛盾：追求短期利润回报与发展可持续性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例如，资本家在制定投资计划时，总会先评估投资效率，尤其是关注其中的短期回报效率，然而，地球环境的保护和延续则需要更长远生态规划，也即是我们常常聚焦的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这种财富的短期回报需求与环境的长期持续发展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⑤最后，福斯特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比喻为“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同时，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喻为笼子中踩脚踏轮的松鼠，他们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笼子中脱离。⑥原因在于：金字塔顶端的资本家在财富积累需求的驱动下，需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经营规模，而中下层的社会大众为维持生计不得已留在原地，且需跑得越来越快。这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意味着大量能源材料的消耗和越来越多废弃物的排放，最终必然会导致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 第二，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经济学与全球生态危机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从微观经济领域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学奉行“资本效益最大化”原则，认为一个经济个体需依据高效的效益回报分析来理性制定经济投资计划，一切为了增大自身的经济效益，这种“投资理性”会促使个体天然地、最大化地利用“免费”的自然资源，最终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消耗，此情形下，全球生态危机的发生应是避无可避。从宏观经济领域上看，“价格”核心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一切的“价格”计算中并不包含“免费”的自然因素，这显然有悖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样情形之下，也会无可避免地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发生。 第三，福斯特强有力地反驳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三大观点”。针对提倡“赋予自然环境以经济价值并将其最大程度化地纳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之中”[2]P18的经济简化论，福斯特批判：“该主张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必然联系，企图用‘价格’形式代替自然的生态属性，其实质上是在商品经济运行中掩盖了其对自然资源极尽消耗的事实。”针对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改进论，福斯特指出：“新技术的应用并不能缓解，甚至改变经济形态扩张性与环境资源持续性的矛盾，相反的，其对资本的唯利是图会促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建，进而导致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加大加重。”针对绿党发起的超越历史阶级局限的生态运动思想，福斯特认为：“绿党一味忽视社会阶级和其它不公形态存在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是在转移生态问题”，⑦因为他们始终无法解决其中存在的、且根深蒂固的“就业”与“环保”难以兼顾的困境。 与福斯特的观点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现代性”才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所说的“现代性”包含“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模式两个维度。该观点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17世纪)中的科学与哲学基础，⑧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发起人科布指出：“为抵制中世纪有机论模式的优越性，启蒙运动本能地把机器视为实在的基本模式，甚至于把生物等一切存在都抽象成复杂程度不同的机器，所有力的运行最终都必须依赖于推力和拉力，进而抛弃了目的论。简言之，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完全建立在运动物质的基础之上，也即是说，一切现实最终都可用运动规律加以解释。”⑨由此在看待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时，有意识地形成了以分析为方法、以因果关系为定论的机械自然观。在哲学层面，“现代思想之父”笛卡尔借助“主观是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自身理念，把一切动物(有意识地选择排除人类)视为支碎的“机械”，把自然界视为主观心灵探险的背景，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形而上学二元论，并进一步升华成“主客二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该思维模式本能地派生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强调人类的核心地位，认为应根据对人类贡献的多少来评价非人类世界存在物的价值。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性视域下的“机械世界观”、“二元方法论”和“人类中心价值观”，以及它们主张的个人至上，竞争与征服的精神，经济与消费主义等，割裂并对立了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否定了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消除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敬爱之心，是当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大卫·雷·格里芬批判道：“由于二元论本能地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因此，它为‘现代性’肆意掠夺自然资源(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行为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