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6)05-0060-06 以“资本逻辑”为纽带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地球村建设理论似乎成为可能。事实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资本逻辑”不可能永远具有合理性，即地球村的运行逻辑不可能是“资本逻辑”。理论上理解，“资本逻辑”是现代性逻辑。从“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的理论理解，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时，“资本逻辑”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后现代性建设逻辑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论追求，但本质上并不敢超越或放弃现代性逻辑，这就是说，“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既拒斥现代性逻辑，也否定后现代性逻辑。从社会实践理解，由当下英国退出欧盟的全民公投过程与结果看，“资本逻辑”统治下的体制，既不能够实现现代性哲学所追求的“理性自由”，也不能够实现后现代性哲学追求的个体自由。既然现代性哲学和后现代性哲学都不能解释、更不能指导人们追求真实自由的社会实践，马克思的实践性哲学能否具有合法性呢?纵观哲学史，哲学理论迄今只是经历两种形式——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据此，即使是人类的未来哲学也不可能超越这两种基本哲学形式，马克思哲学的社会运行逻辑——“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依然应该是中国新现代性的内在逻辑。长期以来，学者们过多地关注马克思早期著作，马克思晚期著作中包含“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的《人类学笔记》等却很少有学者专门论及，《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读本》是国内外第一本以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社会哲学理解模式全面解读《人类学笔记》的学术著作，该著作将《人类学笔记》置于和谐社会建构理论的学术谱系中，阐释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理论的现实性存在和基本规定。从本质上理解，中国新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理论，按照因果对应的原理，如果没有“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的存在，中国新现代性就成为无因之果，即中国新现代性就失去前提性。这就是说，中国新现代性的合法性，在一定意义上是根源于“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理论的合理性。或许是学者们对“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理论的忽视，当下学术界对中国新现代性的研究依然摆脱不了现代性哲学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复杂的研究现状，本文试图从社会哲学的视域深度辨析中国新现代性在不同哲学阐释原则视域中的内在逻辑。 一、“同一性”与“社会发展逻辑”：现代性哲学视域中的中国新现代性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提出现代性哲学的哲学家，因为哈贝马斯认为，“直到十八世纪末，现代性要求确证自己的问题才十分突出，因之，黑格尔才会把它作为哲学问题，甚至于作为其哲学的基本问题加以探讨”[1]19。这就是说，正如虽然韦伯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并不表征是韦伯最早发现新教伦理中蕴含着资本主义精神一样，虽然黑格尔是最先提出现代性哲学问题，但并不代表现代性哲学思考是从黑格尔开始的。按照哈贝马斯的考察，现代性哲学思考“首先是在审美批判领域力求明确自己的”[1]9。审美批判意识的哲学意蕴就是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当然，现代性哲学的主体性并不仅仅是“自我性”，而是充满“排他性”的潜在逻辑——绝对的“自我性”必然导致绝对的反对“他者”的“同一性”。换言之，“同一性”既是现代性哲学诞生的思想动机，也是现代性哲学追求的社会逻辑之根。从形而上学的逻辑思维理解，虽然现代性哲学的“同一性”根基依然需要某种具体“实存”的存在，但现代性哲学的源起却是近代思想史上的认识论断裂——对传统思想的彻底性批判和否定，恰巧这一断裂又与传统形而上学提倡的批判精神相契合。如果从词源学意义上理解中国新现代性，中国新现代性依然使用“现代性”做“主词”，应该是表征中国新现代性具有“现代性”的情结，换言之，人们可以在现代性哲学视域中理解中国新现代性。在现代性哲学视域中理解中国新现代性，首先就是要求中国新现代性能够坚守“同一性”的思想动机和“同一性”的社会逻辑。概括地理解，现代性哲学的“同一性”就是“美好未来”——自由许诺，即现代性哲学的预设和理论主旨都应该是这样一个承诺——未来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由的世界，理性的人们都应该主动地去把握和追求这一自由世界。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尼丝·赫勒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赫勒认为，“现在就像是一个火车站，我们这些现代世界的居民需要坐上一列快车经过这个车站，或是在此停留片刻。那些火车会把我们带向未来。停在火车站将意味着滞留。现代主义想象通过对过去的历史性回忆，通过规划和投射出一个作为人类实验和创造的领域的无限未来(自由)”[2]17。“同一性”背后的这种理想逻辑预设，不仅催生科学技术哲学的诞生和快速发展，还推动着人们不断以宏大叙事般的形而上学思维去勾画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景。科学技术哲学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将科学技术赋予意识形态的特性，即许诺科学技术创新一定能够助力人们进入一个自由世界。科学技术创新的直接目的或经济目的是GDP主义，哲学意蕴就是社会发展，所以，“同一性”展现出的社会运行规则就是“发展”的逻辑，亦称“社会发展逻辑”。 “社会发展逻辑”最为核心的概念是“发展”，深度理解“社会发展逻辑”，首先要准确把握作为哲学范畴的“发展”的内在逻辑。据百度百科阐释，“发展”的词源学意义是指事物从出生开始的一个“进步”变化的过程。这种将“发展”与“进步”看作具有相同性质名词的解释，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和普遍认知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并不注意区分二者有何不同，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发展哲学，更是直接将“发展”等同于“进步”。但《“生态文明”与世界历史谱系中的“中国未来”》提出，“语言学意义上的‘发展’，本质上是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尤其是现代性的发展观，把‘发展’理解为对‘我’以外所有事物的征服”[3]。之所以如此理解和把握“发展”，根源于认知现代性哲学如何理解社会运行逻辑的需要。那么，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会将“发展”理解为一个“略带贬义”的词汇，而不是通常意蕴上的“褒义”呢?难道以后人们不可以继续提倡“发展”的理念?从哲学逻辑理解，现代性哲学视域中的“发展”就是“进步”，美国哲学家马泰·卡林内斯库对此有一个概括，即“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我们可以说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4]。在后现代性哲学视域中，现代性哲学中的“发展”，包括现代性哲学的前思——启蒙运动思想中的“发展”，都使得“现代人处身在一个悖论上。这就是现代世界的格局：它基于一个原理，这个原理从原则上讲并不是任何东西的根据；它建立在一个普遍价值或观念上，这个普遍价值或观念从原则上使基础变得无效”[2]27，或者说，“从一个方面说，合理化要求不断地用新的东西来取代老的东西。‘进步’一词也意味着不断用新的东西取代老的东西。如果科学和技术停止发展，现代世界将会崩塌”[2]69。哈贝马斯把此理念产生的根据总结为，“现代世界受到了错误的同一性的折磨，因为在日常生活和哲学当中，现代世界把一种有限设定为绝对”[1]38-39。以上的分析表明，人们之所以将“发展”理解为一个“略带贬义”的概念，是站在非现代性哲学视域理解现代性哲学的结果。总之，现代性哲学意蕴上的“社会发展逻辑”，秉承以“同一性”为原则、以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人类自由实现的“发展”的逻辑，即在“社会发展逻辑”看来，“发展”不但具有“时间”的意蕴，是一个具有单向度的不可逆的存在，而且具有“空间”的意蕴、是一个具有征服性的扩张性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