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8-0047-06 在当代思想境遇中，马克思在众多现代性话语流派中的思想形象一直是暧昧不明的，有待进一步澄清。学者们要么把马克思看作现代主义思想的典范，要么把马克思看作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源头。那么，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究竟是一种坚持启蒙进步观念的现代主义，还是一种解构启蒙进步观念的后现代主义呢?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相比，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否已经过时，还能不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进行有效诊断?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开启马克思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的批判性对话才能够具体阐明。 以当代社会发展的问题为中心，开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对话具有多重的理论意旨。一是阐明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定位，凸显马克思思想的独特品质与理论精髓。二是批判地分析各种当代社会思潮，吸收其合理成分，汲取其问题意识，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三是激活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探讨当代社会理论中所包含的新问题、新领域与新课题，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新状况、新特征与新趋势。这三个方面都有助于我们建构关切当代、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 一、马克思与哈贝马斯思想对话的基础与路径 在当代学术氛围中，一谈到不同流派、不同时期思想家之间的比较对话，就会给人一种“牵强附会”或“跟风赶时髦”的印象。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开展马克思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的思想对话是不是也很牵强附会呢?显然，我们在现代性问题视野中开启马克思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的思想对话，并不是生硬牵强的比附或哗众取宠的玄谈，而是在一定的学理基础上重新开启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空间与理论生长点。 开启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对话，是有其特定学理基础的。后现代主义对以启蒙宏大叙事为代表的“经典现代主义”的激烈批判迅速扩展至整个文化、社会领域，激发了人们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持续思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新现代主义者主要以哈贝马斯、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他们自觉地将后现代主义针对经典现代主义的批判吸纳到自己思想的内部，从而使得现代主义传统内在地具有了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维度，发展为新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保留了经典现代主义关于人性、理性、进步和普遍性的基本信念，但却改变了这些信念的实质内涵，试图在一种更为复杂的视野中审视现代性问题，并重申启蒙的现代性理念。因而，新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性考察并没有像经典现代主义者那样走向别无选择的现代化模式，也没有像反现代主义者那样走向某种程度的“传统性”，更没有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急于宣告现代性的终结，而是走向了一系列另类的、可选择的“新现代性”构想。赫勒很好地描述了“新现代主义”的缘起，认为它正是从后现代主义对经典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的背景中诞生出来的现代主义的自我调整、自我更新的版本：“在后现代视角的强有力表现之后到来的一种现代主义观点，将会是后现代状况的一部分。一旦成为许多种意见或观点中的一种，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就不可能重获它的绝对自信。它必须严肃地考虑它的对手，而如果它这么做的话，它就将有所不同。”①新现代主义就是一种严肃地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并尽可能将其吸收、消化到自身内部，从而修正、更新启蒙理念的现代主义。由此，新现代主义者与马克思之间就产生了某种显著的历史相似性。一般说来，马克思思想既有坚持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念、相信社会进步与人类解放的倾向，又有从社会批判角度颠覆启蒙的直线进步观念的尝试。马克思兼具现代主义的气质和后现代的意蕴，但又超越了二者的抽象对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当代西方新现代主义者具有非常广阔的对话空间。 进而，开启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对话，并不是停留于理论外围的泛泛比较，而是要采取更为具体的途径来开启创造性的深入对话。一是在马克思与当代社会理论家之间进行“话语互译”，打通二者的话语隔阂，融会二者的理论视野，营造对话的思想空间与理论平台。二是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对话，围绕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性的集中探讨。只有通过这三个途径来开展比较对话，才能真正促成马克思与当代社会理论家的“理论内核”的相互碰撞、彼此化合，激发出创造性的思想火花。 在马克思与新现代主义的对话中，我们选择的代表性人物则是哈贝马斯。这首先是因为，哈贝马斯的问题意识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现代性”或“重写现代性”，而是“重申现代性”、“完成现代性”。应当指出，哈贝马斯所要重申和完成的这个“现代性”并不是已经发生异化的实际现代化进程，而是一种还未实现的理想蓝图和价值规范，即由启蒙思想家提出又经过哈贝马斯修正的“启蒙现代性规划”。启蒙现代性规划作为“一项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划”，又反过来与社会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构成了一种“批判性的张力”。社会现代化进程对启蒙规划的歪曲、偏离和异化，只有通过社会现代化与启蒙方案的重新协调才能够得到纠正：“现代性的规划尚未实现。……这个规划旨在把现代文化与日常实践有所区分地结合起来……这种新的结合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实现，那就是社会现代化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②因而现代性内部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捍卫”与“自我批判”的双重倾向，孕育着不断自我矫正、自我更新的机制，这就决定了现代性既不可能全面终结，也不可能永世长存。 其次是因为，哈贝马斯还广泛地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并在启蒙现代性规划和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予以克服。他明确地表示：“我们不应把现代性及其规划当作失败的事业加以抛弃，我们应该从那些力图否定现代性的偏激方案的失误中吸取教训。”③通过撰写和发表大量著述，他和自己所有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对手”进行了深入的较量和对话，系统地论证了自己的交往理性理论，并以此为基点呼唤“未完成的”现代性的不断完成。尤为重要的是，在回应后现代主义的同时，哈贝马斯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修正了直线进步的启蒙主义进步意识，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发展观念和社会图景，开启了制度批判和内在超越的路径。由此也就具备了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理论平台。 再次是因为，哈贝马斯与马克思都主要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反思现代性问题的，都属于“制度论”的社会理论传统。不同于“启蒙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主要从哲学思辨层面思考现代性逻辑问题的做法，对现代性进行社会理论层面的制度论、系统论诊断方式在马克思、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已经形成，并在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最新发展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当代的制度论、系统论以哈贝马斯、卢曼、贝克和吉登斯等为代表，把现代性理解为一整套社会制度建构，其中包含着多个不同类型的自律系统或制度维度，这些系统或维度彼此独立又相互作用，遵循不同的运行原则。而现代性的逻辑便是这多个系统的自律原则，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因而，现代性矛盾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系统和结构的内在冲突。以贝克、吉登斯为代表的学者强调现代性的“自反性”逻辑，认为，现代性经历了从“简单现代化”阶段到“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过渡，并日益表现出以“制度自反性”为核心的“试验性”、“风险性”特征。而哈贝马斯则继承了韦伯的理性化主题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权力—资本—技术批判，并通过一套严整的社会系统学说将其整合起来。他对现代社会作了“三分法”的处理：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系统服从工具理性、策略理性的逻辑，而以语言为媒介的生活世界则服从交往理性、价值理性的逻辑。由此，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对话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制度本质及其内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