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10-0005-08 探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回溯到康德的先验辩证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因为后者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从先验辩证法到唯物辩证法，作为理性逻辑的辩证法其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辩证法经历了幻相的逻辑、真理的逻辑以及世界的逻辑(规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消极的先验辩证法到积极的唯物辩证法基本上概括了近代以来辩证法的发展历程。可是，先验辩证法作为理性的幻相逻辑究竟在何种特定领域内有其存在的理由?这理由是什么?这就是先验辩证法的生存空间问题。以往人们经常从理论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主要试图从实践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阐释和理解先验辩证法的生存空间及其当代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于我们当下伟大的实践之中。 一、先验辩证法的双重领域及其拓展 在古希腊，辩证法不仅是指一种辩论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希腊辩证法的范式，与后来的近代辩证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希腊人那里，认识首先不是一种主体的活动，而是存在本身的一个要素。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作为逻各斯事件的辩证法首先不是一种完全由思想指引的运动，而是一种可被思想经验到的事物本身的运动。而且古希腊的辩证法尚未在逻辑中安家落户，因此自身还处于自发的状态中，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地衰落了。当辩证法成为一种理性的逻辑时，希腊辩证法的范式才被近代辩证法的范式所取代，古希腊的辩证法传统又获得了发展。这一工作最终是由康德来做的而在黑格尔那里完成的。所以黑格尔坦言，辩证法“在近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康德，他又促使我们注意辩证法，而且重新回复它光荣的地位”①。康德的辩证法是在纯粹理性的自我批判中揭示出的，他把源于纯粹理性自身的先验辩证幻相，称为作为理性自然倾向的自然的辩证论。这一幻相是发自纯粹理性自身的、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倾向，我们虽然可以对其“批判”，但是不能对其“去根儿”。康德整个批判哲学就是不断地揭示和化解这一幻相，所以整个纯粹理性自身的自然的辩证论构成了他的批判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严格地说，二律背反不是康德的“专利”，但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则是康德的“发现”②。在从古希腊作为辩论方法的辩证法发展到近代作为理性逻辑的辩证法的历史过程中，康德所揭示的人类理性的二律背反是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通过纯粹理性二律背反西方辩证法的传统再一次以新的理论形态展现出来，否则这一传统可能就中断了，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始终结伴而生。而康德所揭示的这些纯粹理性自身的辩证幻相，既是对传统的独断论和怀疑论形而上学批判的结果，同时又是未来科学形而上学不可回避必须加以解决的理论前提。因此，黑格尔非常重视康德在先验辩证幻相中所揭示的这一“自然的辩证论”，可以说没有康德的“自然的辩证论”，不会有黑格尔的“历史的辩证法”，后者是在对前者的批判中获得的。黑格尔正是通过对康德以来的近代辩证法的超越，同时吸收基督教哲学的丰足的养料，最终在重返古希腊辩证法的传统中，使辩证法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他在历史的重返和现代的变迁中把整个西方传统的辩证理论推向了顶峰。 在1798年9月21日致克里斯蒂安·伽尔韦的著名信件中，康德明确指出他从事纯粹理性批判的出发点“不是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等的研究，而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世界有一个开端，世界没有一个开端’，等等。直到第四个二律背反：‘人有自由；以及相反地：没有任何自由，在人那里，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性’。正是这个二律背反，把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使我转到对理性本身的批判上来，以便消除理性似乎与它自身矛盾这种怪事”③。在这里康德所说的理性与它自身的矛盾或冲突主要是指理性对一些基本的宇宙论问题似乎产生了两种同样有说服力但却互不相容的解答，当理性把世界整体作为规定着的对象性加以把握时，人类理性就陷入了自身矛盾之中。如果这个矛盾未获解决，它会带来人们对理性的各种主张的根本怀疑。因此，整个《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同时康德的这一声明也使我们听到了“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先天综合判断为什么是可能的——背后，回响着另一个对康德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人的自由为什么是可能的”④。康德在理性宇宙论的辩证探究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先验建构中所展现的某种内在关联，不仅凸显了在先验辩证论中人的自由问题的宇宙论维度，而且展现了在先验辩证中内涵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领域。实际上，在第三个二律背反中所揭示的宇宙论冲突已经表明：宇宙论的问题和伦理学的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辩证幻相的解决和实践哲学的开辟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展现出来。虽然在第三个二律背反中所凸现的自然因果性和自由因果性的冲突还不能等同于人所熟知的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之间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提供了康德用以分析这个争论的概念框架，特别是康德对这个冲突的解决已经为先验自由的理念提供了一个逻辑的空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把感性世界作为自在整体进行对象性把握的纯粹理性所陷入的内在矛盾在这个二律背反中集中的表现出来，而对这个内在矛盾的解决又使先验辩证法在把握感性时空中的物的实存(人作为属于感官世界的行动存在者是在感性时空中的物的实存的一部分)的同时，开始探究世界之内的人的自由。 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伽达默尔敏锐地指出：康德“一劳永逸地把思维自身和知识区分开来”⑤。因为“知识仍然不同于关于自我的一切思考，经验对自我的思考不再能提供一种论证基础”⑥。也就是说，按照自然的因果性去思考人的自由问题已经不再可能了，必须另辟蹊径。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这种先验辩证法绝不是单纯的主观活动，而是一种可以被思想经验到的事物本身的运动。因为“当思维遭受到向其对立面的不可理解的转化时，辩证法就真正被经验到了”⑦。当康德把这种“真正被经验到”的先验辩证法当作自己自觉的哲学思考中心的时候，他也就把先验辩证法理解和把握为理性自身所陷入的“先验幻相”，这种不可避免又无法消除的先验幻相使理性自身所固有的辩证性质直接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而且康德关于先验辩证幻相的解决，特别是关于第三个二律背反的解决，从根本上为“拯救自由”提供了唯一的可能性。当康德把一般对象区分为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同时，也就对纯粹思辨理性自身的无限扩展进行了限制，为纯粹实践理性自身的拓展开辟了逻辑空间，由此纯粹理性自身一分为二了。作为存留于自在之物中的无条件者不再是纯粹思辨理性自身进行认识和把握的对象，这个对象无法在这种纯粹静观的认识活动中被给予，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对象性的构造活动中把握它，而只能在自主性的创造活动中理解它，后者已经不是纯粹思辨理性的事情，而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任务了。而纯粹思辨理性毕竟通过自身的批判为拯救自由提供了可能性，实践理性批判正是通过自身被给予的道德律填补了由思辨理性所提供的空的位置，使这个悬拟的自由概念获得了保障，并且在实践理性自身的批判中获得了实践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因此，先验辩证法呈现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领域得以确立，而对其呈现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领域的双重超越也同时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