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0-05 人类思想的形成需要必不可少的多种条件的共同作用，包括工具和语言，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关键问题只在何种条件是人类思想的临界发动点。在此，我相信否定词是最终开启思想之光的临界点。历史无法重现而封存了大量问题，在历史沉默的地方或许正是哲学想象的余地。为此，我试图为人类思想的临界点给出一个“化历史为哲学”的论证。 一、化历史为哲学 在近年来广为流行的《人类简史》中，赫拉利描绘了人类如何“建构”货币、国家和宗教等等非自然事物。国家、规则和制度都是被建构的，这倒并非新奇观点，赫拉利的新意在于把人类的“建构”理解为基于信念而生效的“虚构”。(参见赫拉利，第24-26页)这个理解有部分道理，但过于强调虚构性可能遮蔽了规则和制度的实构性(factualization)。文明的建构的确很可能始于唯心的虚构，但问题在于，并非任何虚构都可行。显然，任何能够转化为事实的虚构都必定能够确实解决生活中的某种必需解决的问题，否则将被淘汰，因此，可行的虚构的另一面必须是实构。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有价值的虚构其实都是生活博弈问题硬逼出来的实构，而决不仅仅是迷人的想象。以博弈论的理解而论，人类的制度和规则都是稳定的博弈均衡转换而成的，而博弈均衡显然是实践性的实构，决非虚构。另外，虚构之初或凭借信念而成，但只要落实为生活形式，其可信性就主要是实践问题了。信念仅凭自身已无法自我作证，最终能够为信念作保的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实践的大量实例”。就是说，生活形式的最终基础并非信念，而是实践的力量。 初始状态的人类不可能凭空产生意识革命。人类的意识革命必定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事关生存而能够改变生活形式的奇迹般的媒介。媒介提出了新问题，也带来了新经验，因此开拓了新生活。通常认为，群体的合作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问题，却不是人类首次遭遇的新问题，原始人以及许多种类的动物的生活里早就存在密切合作，这个事实甚至令人想象到集体性也是一种先验基因。虽然合作是人类生存的原始基础，却不是发动意识革命的原因。合作行为曾经持续了百万年而没有导致革命性的改变，因此，真正导致意识革命的契机必定是一种介入性的奇迹，即切入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的“中间”的某种革命性的媒介，它所开创的新经验足以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开启意识的新问题。 最古老的革命性媒介可能是工具。关于工具的科学研究已经很多，无需多论，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工具使人类得以主动支配某些因果过程而把主观性加于自然过程，因而使得人类的存在开始具有了主动性，不过，主动性距离人得以自立的主体性尚有远途。工具所建立的对因果关系的自觉意识肯定是意识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不少动物也使用工具，也有因果意识，甚至有艺术观点，却并未导致意识革命。当然，科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动物的大脑功能不够强大。可是，即使有足够脑力的原始人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因果意识而产生意识革命。事实上，原始人使用工具只是改善了生存境况，却在百万年或数十万年间并没有产生意识革命，其中一个原因是，因果意识只是一种单项能力，不足以开拓全面的思想空间，尤其不足以形成怀疑和争议的反思能力。即使在人类的成熟思想中，因果意识也只能解释一部分思想问题。因果关系不足以解释逻辑分析和推论，也无法解释一切关于价值、情感、愿望和想象力的问题，更无法解释自由意志。可见，因果意识只是发达的动物心智，尚未革命性地升级为具有怀疑、逻辑和反思能力的自由心智。 如果工具意味着原始人类通过把握因果关系而在“生的问题”上获得一种主动性，那么，早期人类意识对“死的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也意味着另一种自觉性。死是仅次于生的重大事实，却似乎提出了更为震撼的问题：死把有变成了无。当有灵性的存在失去了灵性的迹象，这是难以接受的；灵魂哪里去了?更是不可理解。人类不可能不去思考这个惊心动魄的问题，因此，死的问题也可能直接触动了人类的自觉意识。德布雷相信人类文明可能就始于以图像去象征性地解决死的问题，因为考古发现人类最早的图像几乎都是生者与死者、人与神之间的媒介，既是一种交流，更是一种挽留。早期墓葬里的图像表明，人类试图拒绝生命的终结，试图通过永远在场的图像而留住消失的生命，图像召唤灵魂，从而使生命继续在场，因此，早期人类创造的图像不是艺术，而是工具，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手段”，就像打猎的工具一样有用。由于死像太阳一样“无法直视”，关于死亡的思考就蕴含着“从可见到不可见，从短暂到永恒”的意识突破。(参见德布雷，第13、17页)于是，对死的思考使生的事实超越了自然性而具有了精神性。也许需要说明，这个理解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见识并不冲突。孔子决不否认死的问题的精神性(儒家自来极其重视死的事情)，孔子命题的直接意思是：如果不理解生的意义，就无法理解死的意义。其深层含意则是：如果生没有精神意义，那么死也没有精神意义。在人类的存在具有精神性之前，生死都轻如鸿毛。 工具和图像无疑都是意识革命的助力因素，但恐怕都尚未触及意识革命的临界条件，都不是实现意识革命的那个点石成金的因素。追求生命不朽之图像显示了不可见的或不在场的世界，这一点对于精神世界非常重要，但就历史证据来看，图像的出现晚于工具和语言，因此，人类的意识革命应该早于图像，而图像只是进一步增强了意识革命，尤其是增强了生命的精神性。如前所论，工具的专用性及其所揭示的因果关系不足以建构完整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因果关系缺乏超越自然需求的精神性或思想性，因此不足以形成自由意志和人文价值。可以说，工具扩大了生存空间，提高了生存效率，却仍然不足以使人类的存在超越生存的概念而变成具有精神意义的生活。 人类的意识革命最有可能发源于语言，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共识，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几乎所有语言学家都相信这个推断。语言不仅能够表达世界，而且本身就构造了一个世界，一个有着自身结构和运作规则的世界，于是，语言世界既是存在同时又是表达，一身兼备存在和表达的世界可谓最大的奇迹，显然，语言的“创世”能力决非任何其他媒介所能望其项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