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现了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本质需求。有效地发挥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带动作用，保障各个行为主体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带动国家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是当前国际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和领域。其实，创新组织的创新过程要受到许许多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创新组织都不能独立于某一特定的创新系统之外而独立发展，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内外部环境限制与约束的前提条件下，每个个体组织要想实现自己更好的发展必须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利用好自有的各种资源，增强外部的风险抵御能力，努力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的能力。《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战略。”这一伟大战略的实现必须充分地发挥各个行为主体的作用以及彼此之间的作用，加强行为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有效地实现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自身作用最大程度的发挥，提高主体之间的创新能力，走协同创新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这种国家顶层制度设计的层面下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显得意义尤为重大。 产学研协同创新(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synergetic innovation)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它具体是指充分地发挥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不同行为主体的比较优势，有效地利用好三个主体所掌握的资源，在政府、金融机构等外部相关主体的配合之下，协同发展，共同开展相关的技术和创新活动[1]，实现预期的创新目标。概念的核心是知识的生产、创新和应用，是各创新主体借助于获取与分享知识等平台以最终实现共享、传递和创新知识的一系列知识交互活动。知识跨越产学研组织边界在各创新主体之间不断地循环流动，有效地发挥了知识“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使知识产生增殖，最终形成知识优势，在一个完整的知识流动过程当中，“协同”作为一种驱动过程演化的自组织调节机制[2]，能够通过控制、引导、激励知识流的变化自动调节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变化，当知识流经不同的阶段，随着主体间知识交互程度的变化，协同作用会表现出不同的机理特征，从而形成不同阶段的知识交互模式，共同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各类知识协同行为的有序发展。为此，本文试图从跨组织知识流动的视角来探讨这种协同作用在不同的知识流动阶段，是如何通过控制、引导、激励知识流的变化来调节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变化，进而促进知识在产学研之间顺利流动的机理特征，以期丰富和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为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实践提供一些帮助。 一、相关研究进展 自Igor[3]提出协同的定义以来，创新过程中涉及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联系所形成的创新系统等相关研究命题受到高度重视，并且随着协同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开创性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协同创新(synergetic innovation)”的概念最早来源于MIT斯隆中心研究员Peter Gloor，他提出所谓协同创新就是“由一群为所设定的目标而自我努力工作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围绕该集体所制定出的发展规划，借助网络渠道实现思想的交流，并依赖于科学的分享机制以共同实现发展的目标”[4]。在宏观的视角下，协同创新的主体涉及多个方面，不同的主体之间相互协商达成一般性的资源共享与使用协议，实现双边或者多边的合作，建立互联网络联盟等战略联盟形式等。Johnsen等认为协同创新是不同组织的知识和技术整合的结果[5]。Serrano等指出，协同创新也关联到多元化资源、知识等诸多要素的全面而有效的整合，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产学研协同创新属于宏观层面的协同创新，其实质是跨组织协同创新[6]。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综合效应是显而易见的，通过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的技术所长，为企业提供或者共享多种不同的技术或者优势，从而产生协同效应[7]。Aokimasahi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行为主体十分广泛，包括高等院校、企业自身以及一些科研机构，通过这些组织相互协作和带动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合作过程中进而激发各大主体潜能的发挥[8]。陈劲等研究证实产学研协同创新是牵涉到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三大创新主体与政府、创新平台两大创新支持主体为了实现创新和发展，相互合作，有效地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实现知识增值为核心的创新型的资源整合的形式[9]。何郁冰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容涉及范嗣较广，包括了战略领域方面、知识领域方面、组织构架方面的协同等三个维度，不同的协同视角具有不同的意义[10]。 其实对产学研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后续有很多的学者对其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追究，基于知识管理角度对其研究的居多，如大学与产业之间的知识协同关系、知识作为技术的物质依附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知识活动与其他要素行为相互作用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等[11-13]，但就当前来看，从跨组织知识流动动态的视角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文献还不够丰富，相关的研究有很多，比如Santoro等[14]、曾德明[15]对知识共享与交流的行为进行了相对透彻与深入的分析；Schartinger等[16]、Antoneli[17]研究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交互与共享行为；Acworth[18]、Petra等[19]分析了高校和企业在协同合作中知识整合与创造增殖行为等。归纳目前国内外研究进展，国内外学者大多从跨组织知识流动的视角出发，局限于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流动的某个阶段或某类行为的机理或模式，而协同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一种最重要、最本质的作用机制却未能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加以体现。在此，本文的基本假设点是在产学研的组织中，知识在产学研边界能不停地交流互补。同时，在这种交流互补过程中，创新主体是企业和大学(或科研机构)，这两者性质不同。再有，在这种交流互补过程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具有互联性的知识共享阶段，具有创新性的知识创造阶段，和具有比较性的知识优势阶段。本文通过分别研究这三个阶段的知识行为与协同对各类知识行为作用的机理特征，打开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自组织演化的黑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