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市场与技术追赶

作者简介:
魏江(1970- ),男,浙江诸暨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潘秋玥(1989- ),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诗翔(1991- ),女,江苏苏州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王诗翔,sx_wang@zju.edu.cn。

原文出处:
中国工业经济

内容提要:

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如何实现技术追赶是一个传统而又富于挑战的命题。本文在技术机会窗口和市场机会窗口传统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成功实现技术追赶的代表性产业及其典型企业所做的案例研究提出,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交互驱动是产业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路径,特定的组织学习方式是产业内企业利用机会的关键机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提出了“制度型市场”的概念,认为后发国家要跳出传统“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创造制度型市场来提供产业技术追赶的契机。②解构了制度型市场的内涵特征及其与技术不连续性交互驱动的作用机理。③发现在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的不同机会下,高技术追赶绩效的企业会对内向学习和外向学习进行不同程度的组合,进而识别了并进式、内控式、外植式和采购式四种学习模式,以支持技术机会和市场机会交互驱动下的机会利用和转化。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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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在成本上升、核心技术缺乏、产业低端锁定的情境下,后发企业要实现技术追赶,必须抓住新的战略机会窗口。现有理论认为,产业的技术不连续性能为对新知识和新技术持开放态度的后发企业提供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1],但事实上,即使面临非线性技术变化,中国仍有相当多的产业在全球竞争中受制于人,例如家电、汽车、医药等产业。而与此同时,近年来,高铁、通讯、安防等产业顺利地搭上了技术迭代窗口期的“东风”,实现了国际水平的技术赶超。这一现象引人思考:除了要抓住非线性技术变化的机会窗口,产业要实现技术追赶还需要哪些互补要素呢?

       已有研究认为,新兴经济国家的技术追赶需要与技术发展形成“战略互补”的制度安排[2]。诸多研究将产业技术能力跃迁归功于国家层面的政策颁布或市场保护[3,4],但产业政策既可能是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条件(如韩国、日本的汽车产业),也可能意味着不思进取和保护落后(如中国的汽车产业)。技术不连续性虽然能缓和后发企业的起点劣势,但却带来发展新技术的高风险,这种高不确定性只有在广阔的市场保证下才会降低,因此,技术窗口的互补要素必然是市场机会的创造和把握[5]。关于机会窗口的研究,一般强调渐进增加的自发性市场机会,例如,领先市场机会[6]、替代性市场机会[7]以及适应性市场机会[8],但忽略了由政策驱动而引发的全新市场,这种市场往往在短时间内经历迸发式增长,如中国鼓励发展光伏产业、高铁产业、3G产业,其快速形成和发展源于政府对需求的强烈刺激,如政府出台专门政策鼓励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国家层面的制度是后发国家迸发性市场创造的唯一来源,它一般仅存在于新兴经济体,往往体现为一个国家机器的资源集中性和政策强制性效应,但现有关于制度支持(Institutional Support)的研究忽略了这一独特效果[9]。本文把制度驱动所创造的市场称为制度型市场,探究制度型市场与技术不连续性的交互对产业技术追赶的作用。

       产业技术追赶的实现是以部分领先企业抓住机会窗口率先实现的,那么,什么样的后发企业能抓住制度型市场和技术不连续性带来的机会呢?显然,这取决于企业“怎么做”,其中,组织学习理论在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和机会窗口研究中被广泛讨论[10,11],如关注“向谁学”、“何时学”、“学什么”以及“怎样学”四个方面[12-15],由于后发企业向海外技术领先者学习是技术追赶的关键路径[16],本文关注“怎样学(方式)”。内向学习和外向学习是开放式创新、国际商务等领域中对学习方式的分类,以国家为边界,按照学习活动发生在边界的内部还是外部,可分为内向学习和外向学习两类[17,18]。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两类学习方式如何影响组织绩效[18,19],但忽略了两类学习方式的组合作用,本文认为两种学习方式各有优劣,适当的组合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企业所面临的现实机遇。例如,外向学习能让后发企业接触最先进、前沿的技术和知识,但同时带来了外部知识与国内资源整合与利用的难度;内向学习能以后发企业为核心,围绕市场需求进行资源整合,但对创新资源的选择较为被动[17,20]。因此,为了弥补此缺口,本文考察后发企业的两种学习方式的组合,并结合案例,探讨该组合发挥最优作用的条件与机理。

       二、研究设计

       1.案例选择

       本研究围绕“什么是后发企业实现技术追赶的驱动因素及如何实现”这一问题,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本文属于产业和企业跨层结合的研究,因为技术追赶是源于产业层面的概念,现实表现为某些产业追赶到国际前列,而不是单单依靠某个企业实现技术追赶。为此,首先选择一批依靠技术创新实现追赶的代表性产业,然后根据产业的典型性和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了四个行业:通讯设备、光电设备、安防监控、视频装备(见表1)。

      

       案例企业选择主要遵循以下三大原则:①典型性原则[21]:案例企业都属于技术变化频率相对较高的产业中的领先企业。通信、光电、安防、高铁等产业相较于纺织、机械制造等技术发展较为连续的产业,更有利于捕捉技术不连续性特征,进而考察技术不连续性特征对技术追赶“弯道超车”的影响。同时,这些企业所在行业都是由于国家大力鼓励和刺激需求而在某一相对较短时期内获得了迸发性的市场机会,因此,具备制度型市场的根本特征。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关注产业技术追赶,典型案例不一定要选择所在行业中最大最强的企业,这说明非行业第一的企业都能实现技术追赶,更增强了案例的信度和效度。②极化原则[21]:尽管四家企业均属于行业内实现技术追赶的企业,但其技术追赶过程中内向、外向学习特征呈现出极大的不同,有利于探究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驱动下企业如何匹配不同学习方式。③数据可得性原则[21]:案例企业均为上市公司以及产业龙头代表,有完善的企业信息平台和丰富的新闻、书籍等素材,且本文作者承担过海康威视、舜宇光电的战略咨询,中国南车、中兴通讯是作者所在研究团队长期实地跟踪的企业,为获取一手研究资料提供了便利。

       2.数据收集

       针对每个案例企业,本文研究小组成员收集整合了多渠道来源的一手、二手资料。为了避免访谈过程中因印象管理和回溯性释义带来的偏差,研究小组仅将一手资料作为部分数据来源,通过二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来补充和构建证据链,以“三角验证”来保证研究信度和效度[22,23]。一手资料主要包括现场观察材料、半结构化访谈资料。研究小组对案例企业的追踪调研从2012年开始,期间进行过多次实地参观,并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研究院院长、技术管理和研发部门人员进行面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每次与访谈对象研讨的时间控制在1-1.5小时。二手资料主要包括内部资料、公开资料、文献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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