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文化冷战研究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对外宣传与文化外交史(又称“公共外交史”)的研究非常热门，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美国政府动员和利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诸如报刊、电影、音乐舞蹈、运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国际公关活动。①其中利用文学形式开展对外宣传的活动也渐渐为学界所注意，相关研究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在乔治·奥威尔小说《动物农场》、《一九八四》的翻译、传播、影视改编过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②“真相运动”(Campaign of Truth)中美国情报部门策划动员苏联东欧流亡者撰写文学传记小说的活动，③美国情报机构和在其欧洲的隐蔽广播“自由欧洲电台”和“解放电台”动员、利用、传播苏东的“地下文学”的活动等④。较为综合性的研究也已经出现，它们观照美国政府在“二战”和冷战时期动员和操纵国内外(文学)图书出版界、以服务于美国外交和政治目的政策与活动。⑤ 尽管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一，既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欧洲的反共文学作品上，几乎没有研究美国在亚洲利用当地文学开展宣传战的著述，而且主要研究情报机构，对宣传部门的活动涉猎较少。而笔者正是要揭示美国宣传部门在香港动员和利用汉语文学形式开展反共宣传活动的情况。二，由于文化外交和对外宣传是一个跨学科话题，不同学科从各自研究路径出发、但又缺乏交流和综合，导致了研究成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褊狭。历史学界研究文化冷战往往只注重政策和活动，忽略对于宣传文本内容的深度剖析；文化研究领域则只注重分析文化产品的文本和内容的分析，不考察文本形成背后的政策和活动，因为其视文化产品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动机为固有的因素而不予以深究。本文尝试把美国利用汉语小说进行反共宣传这一过程完整呈现出来，梳理政策形成情况、描述文本生产过程、分析文本内容，把历史研究缺乏的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缺乏的历史情境结合起来。 一、大陆赴港“流亡者”与美国的反共宣传政策 从冷战爆发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的是“解放战略”(Liberation Strategy)，即通过宣传和心理战发动苏联和东欧人民群众来颠覆、瓦解社会主义体制。⑥杜鲁门时期美国对外宣传最高决策机构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之下有两大项目来具体实施“解放战略”，一是策反苏联东欧民众的“叛逃者项目”(Escapee Program)，⑦二是促进苏东人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学说项目”(Doctrinal Program)。⑧而“叛逃者项目”和“学说项目”是有交叉的，且越来越靠书籍这一媒介结合在了一起：利用叛逃者个人传记文学的形式进行意识形态心理战，这种媒介形式被学者称为“冷战自传文学”。⑨这样，一大批针对苏东的反共传记文学被创造出来，诸如《苏联真面目》(This Is Russia，Uncensored)⑩、《失败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幸存者》(One Who Survived)、《在苏联战俘营中的十一年》(Eleven Years in Soviet Prison Camps)、《我择取自由》(I Chose Freedom)(11)等。当然也有独立创作、但被美方做宣传之用的书籍，如《日瓦戈医生》。(12)这些作品大都采取个人自传、传记文学形式，主要是从苏东阵营逃离或(和)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这两类情节，突出主人公改变意识形态信仰的细节，重点描摹其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幻灭时的心理交锋和心理活动。这便是美国最初和总体上发动文学冷战的“顶层设计”，也是由美国策划的中文反共文学项目的“原型”。(13) 冷战前期，为了消除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并配合美国的亚洲冷战战略，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展开了浩大的心理战和宣传运动。香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传媒资源成为美国依仗的心理战和文化宣传活动中心。美国最高决策层认为，香港至少拥有四方面的优势或资源可以为美国所用。(14) 第一，香港是信息来源中心。在美国决策层看来，香港是搜集大陆信息的“窗口”，这为美国向东南亚华侨和东南亚人民进行的反共宣传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宣传素材。(15) 第二，香港是文化传媒中心。美国最高决策层多次评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以外的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便把香港当作获得祖国“正宗”的物质商品与文化产品的主要来源和获取大陆消息的主要渠道，香港的新闻、出版、报刊、电影、教育、时尚和艺术等诸多传媒文化行业不仅对东南亚华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而且也为美国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和优良的人力资源以及传媒设备和设施。(16)设在美国驻港总领馆下的香港美国新闻处(USIS-Hong Kong，后文简称“美新处”)正是依托香港的这种传媒地位和传媒资源，才能制作出较高水平的宣传作品，从而产生影响。(17) 第三，香港是移民和人才中心。香港还拥有庞大的大陆来港“流亡者”(移民)群体，这在美国看来也是一种宣传资源。(18)由于香港传媒业和文化界主要是由大陆赴港移民组成，加之一部分“流亡者”抵港之后又去了亚洲其他国家定居，所以这个群体也是美国政府最倚重的宣传媒介之一。另外，“流亡者”群体中不乏知识分子、科学家、教育工作者、文化人士。在美国看来，这还是一个人力资源“库”(reservoir)，可以被用来培训美国在东南亚从事华人工作的相关人员，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些“高端流亡者”也是台湾和整个“自由世界”的人力资源财富。(19) 第四，香港是“反共组织中心”。香港还是海内外政府与非政府反共组织的汇聚之地。其中的准政府组织有美国中情局隐蔽支持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等，非政府组织有“援助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组织”(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等。(20)这些反共组织中不乏传媒机构，如和美国宣传情报机构牵连颇深的自由阵线社集团(Freedom Front)、友联出版社(Union Press)(21)、亚洲基金会主办的亚洲出版社(Asia Press)等。香港美新处、美国驻港总领馆以及情报机构都积极寻求和这些组织进行合作来推进反共和相关的宣传活动。(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