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累:东西之争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昊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俄罗斯学刊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期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历史论战对俄罗斯国家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每当俄罗斯处于社会大变革之际,东西之争就会凸显,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西方”和“东方”的选择。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以全新的理念建立了苏联这个新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平息并超越了传统的东西之争。但是从思想脉络而言,布尔什维克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西方派,它构建的国家认同抽离了传统文化基础。东西之争在苏联时期没有因为受到压制而中断,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年代重新兴起,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东西之争是俄罗斯人在帝国语境下形成的话语结构,作为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历史遗产,它也是沉重的思想包袱。俄罗斯要走出东西之争,首先须走出帝国。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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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73/77.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6)05-0035-0012

       全球化在冲击民族国家、构造“一体”世界的同时,也导致世界多元化的图景日益凸显。在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趋势反向运行、张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之下,“认同危机”成为一个严峻而复杂的普遍性挑战。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很快遭遇到认同危机,直到今天,国家认同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关于重建国家认同的争论,自20世纪90年代初即已经在俄罗斯的知识界、政界和社会中展开。争论的首要前提是,俄罗斯是否需要重建国家认同。从理论上讲,这涉及对认同来源的理解,即坚持实体论还是坚持建构论。实体论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是历史流变中的传统因缘所赋予的,如种族、地域、语言、宗教和风俗等,是“自在”的实体;而建构论则认为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是通过语言、历史材料和符号系统“自觉”地建构起来的①,民族和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基于对前者的理解,以及当时去意识形态化占上风的大背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会自动生成,无须人为地进行构建。但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经历的社会失序和精神危机,很快让人意识到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性,寻找“民族思想”热潮的出现和持续便是这种体现。

       关于重建国家认同的基础和手段,可以借用曼纽尔·卡斯特的概括。他认为,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的,“真正的课题是,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建构的”。在他看来,认同的社会建构“通常发生在一个标示为权力关系的脉络里”,“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通过处理这些材料,“重新安排它们的意义”②。但是,由于认同的建构与社会脉络密切相关,因此不能一般性地进行抽象的讨论,而“必须摆在历史情境之下”③。事实上,上述“材料”因为其内涵和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对于国家认同的定位有着不同的意义,其择取和“处理”将根据建构者的目的、意志和计划来加以确定。

       一般而言,国家认同具有多重面向,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它的两个最重要的层面④。据此,可以将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归为两大类:一是文化与民族的要素,一是政治层面的制度性要素。前者指向公民的“归属性认同”,后者涉及公民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系统的“赞同性认同”⑤。由于“国家认同建构在具体时空架构中的限定性”,在国家认同建构实践中,两者并非截然可分,很难以历史文化传统或政治制度某种单一因素作为国家认同的依据⑥。在当前全球化冲击的网络社会中,国家认同的构建极其复杂。

       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构建是在苏联解体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解构之后的重构。重构的“材料”异常繁杂,可供汲取的资源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诸多消极的方面。从苏联解体二十余年的历史看,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建构需要正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建构的总体方向,是重构帝国的认同还是新建民族国家的认同。这不仅涉及国家制度的构造,也涉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处理。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复杂而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消除两者之间的张力,对国家进行有机的整合。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帝国的精神遗产,从精神和文化传统中汲取那些具有现实性的积极因素作为构筑国家认同的资源。从构建国家认同的实践来看,俄罗斯似在走向民族国家,并着力于打造“国家民族”,但是芜杂的精神遗产使得国家认同的建设处于一种虚耗状态。俄罗斯是一个理念化的国家(иде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⑦,意识形态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不可或缺,是“灵魂”所在。在缺失灵魂的情况下,国家或民族将“只剩下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性空壳,飘摇在全球势力流窜的大海上”⑧。

       在清理俄罗斯的精神遗产方面,“东西之争”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俄国思想史上的所谓“东西之争”,即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论战不仅仅是19世纪40年代两个思想流派的论战,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从广义上看,“是俄国文化和思想里的两个永恒的趋势和流派,俄国社会里经常存在的两大立场”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传统论战总共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大约在1842-1845年之间),但它的后续发展一直持续到20世纪之初。传统的东西之争在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本土似乎戛然而止,但在苏联时期的默然隐迹并不代表它的中断。它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重新兴起,并且以不可阻遏的势头,仍然成为新俄罗斯构建政治意识形态光谱的重要因素。当代东西之争与传统东西之争,毫无疑问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何种不同?不论传统东西之争还是当代东西之争,最重要的主题是解决国家认同问题,这一问题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战中悬而不决,是否意味着在当代之争中依然是一个思想“死结”?当代东西之争是否能够超越传统东西之争,在现实条件下完成对历史语境的改造,从而为当代俄罗斯国家认同注入新的活力?本文拟以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作为两个界标,揭示东西之争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一、帝国语境下的东方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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