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冉奥博,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王蒲生,清华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深圳 518055 冉奥博,男,重庆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技术社会关系的讨论从技术决定论转向社会建构论,再走向了相互建构论;文章引入协商概念来理解技术与社会的互动。针对现有研究集中于现代技术和缺乏案例深描的问题,文章以古希腊陶器技术为例,回归传统技术。从经济生活来看,陶轮等陶器技术建构出古希腊的贸易经济、城市经济、奴隶经济;同时经济建构技术,陶轮停留在手动轮阶段。从政治生活来看,陶器技术推动了古希腊世界政治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也促进了移民政策放宽;政治生活也建构了器型和陶器技术的走向。从文化生活来看,陶器技术给古希腊人打上了挑战自然、热衷冒险、英雄主义的文化烙印;而古希腊人的这些文化特质也表现在以瓶画为代表的陶器技术上。文章阐述了古希腊陶器技术与社会通过协商,而形成共同演进的相互建构关系,为“技术—社会关系”这一技术社会学核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条新思路。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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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9;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5-0150-09

       陶器技术被古希腊人看作卑微的技能,但其在古希腊的社会功用却不容忽视。古希腊制陶历史悠久,历经几何陶(1050-700 BC)、东方化(700-600 BC)、黑绘(620-480 BC)、红绘(520-320 BC)四个时期,不同阶段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陶器作为人类文明基础工艺品和最早的合成材料,是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技术社会学中也具有重要的案例价值。虽然学者们意识到应当从文化角度去考察陶器及其制作技术,但仅仅是作为考察人与环境关系的中介①。当前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多关注于现代技术,而较少关注传统技术,导致技术社会学对于技术的解析往往落入现代性解析的窠臼。技术社会学要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就必须要反思传统技术和源头技术,回到技术本身,而不是将其符号化。因此从陶器技术透视技术与社会关系很有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技术社会学中相互建构论的理论转向。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三个方面展现古希腊陶器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历史画卷。

       一、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到相互建构论

       技术决定论的哲学基础是技术本质主义,认为技术具有内在逻辑、价值和规律,并且能够通过现实使用冲击社会。随着科技飞速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技术仿佛成为社会历史演进的主角,技术决定论由此兴起。技术决定论有强弱纲领之分,强纲领认为技术具有完全自主性,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如哈贝马斯认为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已成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②。弱纲领认为技术具有相对自主性,技术影响但不决定社会历史发展,其影响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不同于强纲领的激进立场,弱纲领折中温和,广为学界接受,被认为是“最可能把握历史过程的视角”③。然而强弱纲领均面临着两个难以消解的问题:一是倘若回归对技术器物的研究,人所赋予器物的价值很难完全消除;二是技术决定论对技术采取严厉批判的强硬姿态,使其缺乏一般的伦理立场。出于对理论困境的突围,技术决定论转向社会建构论。

       后现代主义勃兴取消了技术决定论的绝对本质主义,为转向社会建构论提供了哲学基础。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认为技术荷载着人类的价值判断,社会性贯穿于技术形成与发展。技术的社会建构、系统方法和行动者网络三条理论支线交并汇集,构成了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技术的社会建构主要解决技术如何由社会塑造的问题,平奇(Pinch T.)和比克尔(Bijker W.E.)通过分析自行车的发展历史,认为技术不论是外部表征、使用功能,还是技术的设计与工艺内容都受到社会群体的塑造④。系统方法反对技术社会二元论,认为通过人的社会角色切换形成一个技术与社会的“无缝之网”。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技术社会集看作由不同行动者通过转译相互交织而建立的网络结构。

       不论技术决定论,还是社会建构论都在单向度地刻画技术与社会关系,不少技术社会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但重点还放在技术是包含各种异质成分的建构过程。休斯提出技术动量论,以时间为轴来综合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认为在技术幼稚期,社会能够控制技术的功能与适用范围;技术成熟之后,便嵌入社会腠理,发挥其不可逆转和不可恢复的确定力量⑤。然而仅从技术自身很难断定其到底是处于幼稚期和成熟期,因而也就无从推断其与社会的关系。技术的幼稚与成熟具有相对性和流变性,譬如自行车技术,随着汽车技术的兴盛,成熟的自行车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日益孱弱;但而今随着绿色运动发展,自行车技术又有再度兴盛之势。

       面对二元困境,相互建构论应运而生。相互建构论建立在三点哲学基础上:技术与社会是并非截然对立的主客体,二者存在相互认识,二者是动态联系。技术与社会就像公共空间中磋商的两方。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和共同性,公共空间建立在私人领域之上⑥。技术与社会都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两个私人领域基础上产生公共空间。技术演进就是技术、社会不断协商与这种协商结果反馈的过程,社会形态也是如此。

       相互建构过程具有反复性,情景性,缓冲性,内涵性四个特征。技术与社会的协商是反复磨合的过程,也是不断试错的过程,技术与社会本身都具有偶然性,其协商结果可能是反复的。技术与社会互构具有情景性,同一种技术在不同的情景下发挥的作用亦不相同。技术与社会在公共空间中协商,公共空间反馈到个体有一定缓冲。相互建构论绝不是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机械加总,绝不是简单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影响。而是如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一样,相互涵容、相互嵌入;技术包容社会性,社会包容技术性。

       适用于相互建构论的研究纲领也产生了很多争论。张成岗指出新的技术社会学研究纲领要转向微观技术和案例深描,用技术实践去整合二元对立,开启多元维度考察⑦。但也有技术社会学家批评案例深描太微观,对社会结构等宏观背景关注不够;鲁塞尔(Russel S.)批评缺乏宏观的社会背景,单一地描述技术微观发展不足以解释技术发展的动力机制。因此,相互建构论的研究纲领必须在宏观背景下,通过技术实践过程,进行案例深描。现今技术社会学的案例多是现代技术,如电动汽车⑧、电网系统⑨、太阳中微子观测⑩。技术被逐渐符号化、标签化,技术变成了工具理性、资本、现代性等概念的代名词,这样的技术社会学有堕入文字游戏之嫌。完善相互建构论不能离开技术性这个永恒的主题,选择非现代性的技术可以作为现有研究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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