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H.Arendt)是20世纪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家。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其著名的《人的境况》(1958)和《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等书中。 众所周知，《人的境况》一书的德文版原初书名为《积极生活》，它是对人的生存境况的特征——积极生活的论述和探讨。根据该书“导言”作者加诺芬的叙述，《人的境况》源于阿伦特1956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演讲，其本身是一个更大计划(论“马克思主义中的集权主义因素”)的副产品。在完成了《集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之后，针对苏联集权主义及其所信奉的理论，阿伦特不得不思考作为这个世界最高主宰的类——人及人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物?它是否具有亘古不变的人性本质，抑或它仅仅是某种随风飘零、喜怒无常、任意杀戮而难以把握的高级动物，等等。人性本质上是善的还是恶的?不仅如此，阿伦特还对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作为致力于人类解放的伟大理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为什么在苏联收获的却是斯大林式的集权主义的恶果?也即斯大林对人的生存及其命运的随意践踏和处置。紧随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重新理解人，重新看待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马克思与人性的关系究竟如何?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的存在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阿伦特思考人的生存和异化的问题。下面我们对此做一简析。 一、劳动异化与自我异化 人的异化问题是近代哲学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异化和劳动异化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其实，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都对人的异化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只不过他们不是在劳动异化的基础上，而是在自我意识的运动及其外在化的基础上而展开的。费尔巴哈从宗教的视角具体论述了人的异化，即人创造了上帝，但人却匍匐在上帝面前。这就是人在宗教面前的典型异化。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劳动入手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和人的解放。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论述的劳动的异化，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基于阶级立场来论述异化的。马克思认为，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劳动不但没有为其带来生活的满足和幸福，相反，却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悲惨境遇，并日益贫穷。如此，劳动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同时，却使劳动者自己处于愈加贫穷的地位。因此，必须恢复劳动的本来面目，也即返回到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使工人阶级享有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样一来，马克思必然赋予劳动以应有的崇高和本体论的地位。这是马克思的理论逻辑的必然结果。这里，马克思主义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对劳动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人类的本质；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却发生了异化。它具体表现为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他人关系的对立和异化。①马克思还在《神圣家族》中写道：“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②换句话说，人的自我异化最初是与劳动分工相关联，然后是与阶级的形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异化的产物，因此，消灭阶级，消除异化就成为了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与马克思不同，阿伦特在《人的境况》和《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等著作中并不推崇劳动的崇高地位，甚至有贬低劳动地位之嫌。她认为，“劳动”(labor)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维持肉体的生存和延续，它所生产的是生活必需品，所以，劳动“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了”。也就是说，劳动具有“自然”的属性，它没有持久性和持存性；同时劳动也具有必然的属性，劳动并非像马克思所歌颂的那样，是自由自在的活动，而是某种人们不得不屈从的辛苦或苦役，这或许就是阿伦特所谓的劳动的必然性之意。正是在这一点上，劳动与工作(制作)不同，劳动具有一种与外界无关的“黑暗”和“隐秘”的性质。“劳动实际上是人的活动中自然性最多和世界性最少的一种。”③正因为劳动的自然性最多，世界性最少，所以，阿伦特认为，劳动者遭受到的是“世界异化”。④ 为了说明劳动的自然属性和必然性特征，阿伦特对劳动进行了词源学的考证。因为无论从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还是德语看，“与‘劳动’对应的词都清楚地暗含着辛苦、操劳之意。德语的Arbeit最初只用于指农奴干的农活，而不指工匠干的工作，后者为werk；法语的travailller取代了古老的labourer，它来源于tripalium，指的是一种折磨”⑤。只是到了现代，特别是到了马克思那里，劳动一词的含义才被颠倒了过来，被赋予了某种积极的、肯定的含义。当然，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马克思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也即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建构无产阶级的解放理论，以消灭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对于这一点，阿伦特也非常清楚。但阿伦特认为，坚定的革命的立场是一回事，而概念和理论的矛盾则是另一回事。阿伦特虽然不怀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但她却认为，当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将劳动置于一种崇高的地位，即置于劳动本体论的高度上时，马克思的这一颠倒其实也蕴含着内在的理论矛盾。因为马克思忘记了劳动的自然属性，即自然必然性。这一点并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也包括近现代的一些大思想家，如英国思想家洛克和亚当·斯密等人。她说：“这些伟大的作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些矛盾产生的最明显的原因，根本上在于他们把劳动和工作画上了等号，为劳动赋予了某些只有工作才具有的功能。这个等式必定导致明显的悖谬。”⑥只不过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更为突出罢了。“当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过程终结于它的产品’时，他忘记了他自己把这个过程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从而任何产品都会立刻被身体的生命过程所‘吞并’、消耗和消灭。”⑦一句话，阿伦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洛克和亚当·斯密等人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