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社会性的终结。社会存在着，但是社会性却消失了。社会性的终结，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挑战。①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在这里，我主要讨论社会性的终结及其对政治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性的终结 社会总是存在着，但是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会发生变化。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关系在历史上的变化表现为从有机连带到机械连带。这就是从血缘关系、亲属和邻里关系转向社会系统中的功能性联系。然而，在当代社会，这种功能性关系进一步解体。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密切相关的。 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有机连带关系。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在工厂、企业、各种社会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中发生一种功能上的相互联系，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工作部门相互配合，这是一种机械式的社会关系。然而，当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时候，人和人的这种关系再次发生一种转变。这种功能性关系越来越变成群聚关系(大众)，即具有类似偏好、类似兴趣的人的汇聚，甚至是一些毫无关联的人由于某种突发事件而偶然聚集在一起。最典型的就是球迷和“粉丝”之类的人聚集在一起。在这里，人们必然会提出疑问，难道后工业社会的人们不需要在生产部门相互配合吗?难道他们在工作中的这种关系消失了吗?在工业社会，人们之间仍然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有机连带关系，但是有机连带关系附属于机械连带关系，而机械连带关系在这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样，在后工业社会，机械连带关系当然还存在着，但是这种关系弱化了，群聚关系越来越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导社会关系。 群聚关系是伴随着当代社会独特的经济现象而大规模地出现的。在经济上，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生产的结构性过剩。于是，社会就需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促进消费。本来一个人有很多皮包，但是在消费刺激之下，她又购买了许多皮包。她之所以购买，不是出于功能性的需要，而是出于形式上的偏好。她喜欢这种包的形式。这就是说，人们所注重的是商品的形式。这种消费是一种时尚性的消费，而不是功能性的消费。社会经济越是发展，时尚性消费就越突出，人就越容易赶时髦。最初时尚的领域是在局部的生活领域，比如衣服、皮包等简单的日用消费品领域。鲍德里亚把日常生活领域中所出现的时尚称为“轻巧”的符号。时尚化不会局限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而会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在政治、道德、科学、文化、经济等一切领域都会出现时尚化。鲍德里亚把这些领域中出现的符号称为“沉重”的符号。②大众就是在这种时尚化的社会趋势中出现的。比如，当某个歌曲流行起来的时候，演唱该歌曲的歌手就赢得许多“粉丝”。在政治领域，当革命成为时尚的时候，像阿Q那样的革命者就会出现。当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时尚的时候，一群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就会聚集在一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空闲时间的增加，这种赶时髦、赶潮流的趋势就越是突出。这种趋势最终在一切领域中出现，甚至最强调个性和思想的学术领域也会出现赶时髦的现象。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最突出的社会关系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群聚关系。这就是一群赶时髦、赶潮流的人的聚合。有汽车爱好者的聚合，有住豪宅的人的聚合，有“果粉”的聚合，有研究罗尔斯者的聚合，当然也有“人权斗士”的聚合，有“自由律师”的聚合。虽然在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这种赶时髦的现象也会出现，但是，在那个时候，这种关系都没有后工业社会那样突出。这种群聚关系既不是传统上的有机连带，也不是机械连带。这就如同我和我的邻居都住在同一个小区里，我们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也没有真正的社会性联系，而只是因为对于小区的共同爱好而结合在一起。我们把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社会性的终结”和“大众的崛起”，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大众崛起的时代”。 这种大众现象的出现不仅有经济的原因，还有社会原因和心理的原因。在生活中一个人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皮包，这些皮包已经足够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性需要，但是这个人为什么还仅仅由于形式的不同而购买皮包呢?在这里，人们不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要满足一种心理的欲望，这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承认。人们有一种提升社会关注度的欲望。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社会关注度呢? 这是与社会性终结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人们由于共同的信仰或者血缘关系而结成了一定形式的命运共同体。然而在后工业社会，传统的信仰受到了质疑。人和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受到冲击。本来在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由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不存在了。家庭关系不断淡漠。在工业化社会中不同的人群为了经济利益而结合在一起，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不断斗争。他们由于功能上的相互关系而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然而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不是借助于经济上的依赖关系而结合起来。当共同的信仰受到质疑的时候，人们无法再借助于思想的交流而相互结合。这是因为，在当代社会，由于话语的内爆现象的出现，话语的语用学功能丧失了，人们无法有效地进行话语交流。③于是人们必须借助于一种新的“话语”系统来相互结合。这就是时尚。它成为一种新的话语交流系统。鲍德里亚说：“在这里，消费是一种交流体系，而且是一种语言的同等物。”④那么我们的日常消费如何成为一种交流体系呢?它是如何从私人生活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呢? 我们知道，语言符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能指的维度，一个是所指的维度。这两个维度都可以使语言具有意义。比如，“金山”这个词可以由于实际上存在着金山而获得意义(有所指)，也可以由于没有所指(纯粹的能指)，而只是符号组合在一起而获得意义。同样，在时尚的消费中，消费品也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能指的维度，也就是消费品的形式；一个是所指维度，即它的使用价值。当然这两个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时尚的消费中，人们所关注的是消费品的形式，比如，皮包的某种式样，而不是其使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尚的皮包也可以作为纯粹的能指而消费。比如不同类型的皮包结合在一起，那么符号的意义就显示出来了。鲍德里亚把这种意义称为符号的结构性意义。⑤人们购买各种时尚品是用于社交的。在社会交往的场合，各种不同形式的皮包展开了“对话”，它们各自由于纯粹的能指特性而构成了一个话语系统。于是，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皮包在“说话”，衣服在“说话”，汽车在“说话”，但是，人和人在一起却不“说话”了。他们不进行有价值的话语交流。他们只是在形式的意义上相互说话(比如，我所说的“学术表演”就是这种形式意义上的说话)。人们只能借助于这种时尚“话语”而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