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8-0030-07 早在1844年前后，马克思就先后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的联盟、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通过“两次联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经济学思想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相得益彰，似乎很难说马克思的哪部著作就是纯粹的哲学、政治学或经济学论著。但是，如果从整体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确有着不同的思想倚重。如果以1848年为分界点，我们似乎就能大致勾勒出马克思思想重心演变的基本轨迹：1848年之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1848年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1848年之后，“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而所谓的经济学说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经典文本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问题”是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复归”。巴加图利亚说：“1857年，马克思为了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向前迈出新的决定性的一步，似乎又重新回到1845年的问题上来。”[2]67如果联系上下文来看，巴加图利亚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分工问题。我们知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分工的研究，马克思在制订唯物史观方面曾经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而为了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迈出“新的决定性的一步”，马克思又回到了分工这一主题，开始了他关于唯物史观的重大“思想实验”[3]。实际上，这部手稿“首先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经济研究过程的思想实验”。它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剖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与矛盾，可以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是在这部具有“思想实验室”性质的手稿中得以解决的。巴加图利亚指出：“如果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一定意义上最初还是作为一种假设，那么把它用于分析资本主义，从而证实和丰富了它，并且把它变成被证明了的科学理论。”[2]48这一步是随着《资本论》的诞生而完成的。《资本论》堪称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地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典范。列宁高度评价道：“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4]10而唯物史观的诞生，为科学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提供了一把锁匙。也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剖析，马克思更加具体、细致地研究了分工，进一步发展了其分工理论。 但是，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分工的一些重要观点并未贯彻于《资本论》之中，致使“全部三卷‘资本论’建立在不适当假定基础上”[5]。如果对这一结论暂不做没有研究的对错评判，单就这一论断来看，它从一个反面佐证了分工观点对于《资本论》的重要性。实际上，马克思绝不是就分工而论分工，单纯追求理论本身的自洽性，而是要透过分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反思并批判现实的矛盾性与悖论性。换句话说，分工理论的发展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是高度相关的。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思想酝酿生成的现实土壤，也是他一以贯之的理论主题。如上所述，尽管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侧重点有所变化，但贯穿于其理论全过程的中轴线也即作为研究和批判对象的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变，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6] 1867年，饱含马克思几十年心血的《资本论》第一卷终于面世了。恩格斯惊叹，《资本论》显示出马克思“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惊人知识”[7]，对于资本主义鞭辟入里的缜密分析与入木三分的无情批判在这里错综交织。巴里巴尔称这本书“揭开了连资本主义自身也不清楚的秘密机制的面纱，也证明了其不可避免的崩溃”[8]。无疑，《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最为全面的剖析，对于鸟瞰整个资本主义全貌及其活的机体具有范本意义。列宁曾这样总结道：“《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4]9 《资本论》虽然没有全篇专论分工，却构成了马克思分工思想的重要环节，是对分工的重要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与商品、货币、资本等基本范畴的关系中，马克思将分工提至“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范畴”的高度； 另一方面，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两类分工”或“两种分工”即“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从而细化并深化了对分工的研究。因此，有学者认为：“分工是《资本论》考察的历史起点。因为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考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考察的开端。”[9]接下来，我们就分别对上述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作为财富的最基本形式的商品。”[10]352根据这一理论逻辑，我们首先就从商品谈起。从《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来看，在作为马克思研究起始点的商品范畴中，内在地暗含着分工这一历史前提。马克思直接指出：“产品要表现为商品，需要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11]192-193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说：“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12]换言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不仅使生产者相互分离，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而且使“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进而，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成为必然的事情”。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一种劳动产品要真正转化为商品并非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激烈的竞争。“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 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11]90， 127， 125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商品的内在结构及其矛盾。商品是“劳动的产物”，商品的二重性内在地包含着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强调指出，后者既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13]，也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1]55。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一切经济学家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14]在这里，商品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细胞形态，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浓缩体。在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15]恩格斯也曾指出：“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