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劳动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西方哲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话题，而且也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以这一问题为突破口，当代西方学者掀起了重构或批判马克思的理论热潮。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是劳动解放的乌托邦主义。阿伦特指出，劳动完全是一种工具性活动，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摆脱必然性的强制，转化为目的本身。而马克思却反其道行之，天真地以为劳动能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主义。(参见阿伦特，第45页)第二是经验主义内在因果观抑或自治主义的对抗哲学。美国学者古尔德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因果观，即奠基在劳动之上的内在因果观。“劳动不仅为因果概念提供了依据，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就人们所关心的人类事务而言，劳动构成了因果性本身的本体论领域。”(古尔德，第74页)就此而言，劳动到自由的转变，既不是外在原因推动的产物，也不是理念自我运动的结果，而是劳动自主发展的内在果实。(参见古尔德，第98页)与此相似，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奈格里也认为，劳动到自由的转变，既不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结晶，而是劳动自治的必然产物。(参见奈格里，第229页)自由是蕴含于劳动之中的，任凭后者的自主发展，就能自发地生长出自由来。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奈格里将《大纲》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而将《资本论》视为这一著作的历史倒退，进而将二者严格地对立了起来。(同上，第38页)第三是浪漫主义的审美救赎。马尔库塞指出，在必然王国中，劳动只是满足需要的必要手段，是一种强制和痛苦；但到了自由王国中，劳动的性质将发生重大转变，成为一种非功利性的、超越对象限制的游戏或消遣。(参见马尔库塞，第216-218页)而这一点正是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基础。(参见鲍德里亚，第16-17页)围绕这些解读，国内学界已做出了积极的批判性回应，但始终有一些核心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澄清，比如，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如何理解机器大生产理论与劳动解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这一问题的阐述上，《大纲》和《资本论》存在何种差异?能否像奈格里那样将《大纲》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科学内涵，澄清马克思历史观革命的精神实质，而且也能为我们准确定位《大纲》和《资本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哲学思想，提供重要启示。 要积极回应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批判或重构，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正本清源，澄清马克思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初语境及其科学内涵。 综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马克思对劳动与自由关系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从人本主义逻辑出发，将自由自觉的劳动预设为人的本质，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认为只要扬弃了后者，就能实现劳动从手段到目的的飞跃，使其转化为凸显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活动。这种解读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还停留在思辨的异化史观之中。 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重要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为他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但客观地讲，此时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物质生产、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8页)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严格区分劳动与物质生产，而是将二者直接等同了起来。表面上看，这一观点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一旦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它的缺陷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劳动是蕴含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部分，在机器大生产之前，作为一种主体活动，劳动涵盖了整个物质生产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二者是同一个过程。但一旦进入到机器大生产阶段，二者就被严格地界划了开来，这时，劳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将会逐步下降，沦为生产的一个次要环节，这是一种质性变化。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已经谈到了机器大生产，但他们恰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机器大生产的本质，而是像拜比吉、舒尔茨一样，用斯密的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大生产。这导致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将劳动与生产严格区分开来的重要性。在这种逻辑的指引下，他们必然会认为，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即劳动，已经成为一种与自主活动相悖的、摧残生命的奴役活动，这必将引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走向终结，这时，劳动和物质生产将从这种奴役形式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实现从手段到目的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