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6-05-07 DOI：10.11821/dlyj201608011 1 引言 边界分割了不同的政治实体[1]。邻近边界的区域——边境，不仅是一个被正式的地缘政治秩序划分的物理空间，而且是交流、合作与融合的重要平台，通过人们丰富的社会实践过程不断发生着意义的重构[2]。全球化在不断地增强越界的流动——商品和货物的流动，信息、资本和服务的流动，以及人的流动[3]。边境地区广泛存在着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新型关系，而且是体现全球化的前沿和突出地带，隐匿地展示着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地方居民通过穿越边界而产生的联系[4]。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文化全球化以及跨国经济和政治过程促进国家边界的开放，并引发了国家控制力的下降[5]；无论边界两侧跨界而居的是否为相同族群，抑或是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可以跨越边界的束缚，实现经济生产模式的重构、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文化的传播与融合[6]。这些跨界流动的显著增强，使边境成为全球化热潮中空间流动和受流动性影响较典型的地区，边境及其跨界流动的过程和意义引起了全球学者的关注。 1.1 边界的意义及其空间实践的研究 边界研究关注边界与边境、民族—国家与主权、领土等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但是近年来主要立足于讨论地缘政治秩序对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形塑和影响，以及草根社群的协商策略，带有明显的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意涵，因此逐步发展成为政治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交叉研究。 “9·11事件”之后，国际学者不断重新思考边界在固有的地缘政治意义之下的其他文化与社会功能。在对边境地区跨边界本土文化、多层次政府工作和政治活动、地方政治影响力以及边境贸易和市场四个方面的探讨中，研究者认为边境地区生活的人群作为共享着社会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社区和集体，对跨界文化区域和社区具有更强和更明显的认同。以这种价值认同为基础形成的可延展性、动态、敏感、包容的边境文化，促进边民在保持主权的同时仍然可以实现双边的可交互性。为缓和政治层面上边界二分法的规则，文化具有有效的建构作用，在边境地区成为缓解国家间政治矛盾的替代品[4]。这一观点与欧洲学者在探讨欧盟国家与非欧盟国家的边界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Wilson等欧洲学者关注边境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在对欧盟内部边界管治和经济社会耦合程度的探讨中，认为“欧洲”这一概念的话语及其意义也随着边界治理的变化而变化[7]。 学者强调了跨边界的社会文化交流不仅与地缘关系有关，更重要的是包含着一系列与边界息息相关的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其中，国家的边界管治是必不可少的，边界被认为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并且毫无疑问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见证和记忆载体。Brunet-Jailly提出边界的地理学问题首要便是理解国家的建构与解构，边境政策及其影响不断与边境地区实际的日常生活形成拉锯[8，9]。国家与边界密不可分，国家政府通过实施政治手段来体现国家的权威性，也由此保证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安定，过滤和管控一些可能造成“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被认为是边界治理的核心[10]，也是治理者对于边界空间秩序建构的重要实践内容。 因此，边界催生的空间意义是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与社会主体的日常行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互动过程所形成的空间机制并非仅限于国家边界对于特定个人和群体的“接受”或“排斥”，而存在更多复杂的社会关系、空间行为与文化意义[11]。本文从日常社会实践展开，描绘一个生动的边境社会，包括国家边境日常管理和草根群体在边境语境下的生存体验，以及他们之间所产生的多元权力关系。 1.2 流动性对边界研究的意义 流动性是一种对地理形态的形成过程和规律机制的解读，同时也是联系社会理论和空间理论，并透过具体的社会文化表征来认识人类在空间移动过程中意义的重要理论工具。流动过程催生新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并与流动本身发生相互作用。 流动性生动地反映着边界的空间意义。一度被烙上“僵化”“分隔”标签的边界越来越被“流动的空间”所撬动、消解。人们愈发倾向打破地理的藩篱，营造流动的、无区隔的空间关系。流动的自由不仅体现着一定的主体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获取资源与机会的能力，因此流动可被看做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权力则又意味着具有约束或打破法定的地缘政治主体(即民族—国家)所框定的边界秩序的能力[12]。跨界流动成为了不断重构多重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不仅反映着边界两端国家的权力关系角逐，也促使边境成为国家权力与草根群体互动的重要场域。 边境地区往往远离国家权力中心，草根群体具有一定的自下而上的能动性空间；但又深受国家权力的制约，因此其空间秩序是多个主体的权力运作逐步形成的。“9·11事件”促使流动性管控的研究成为边境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他们无可否认边界存在的可渗透性，于是更关注其对边界开放性和封闭性的影响。以“美国—墨西哥”“美国—加拿大”边界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极为丰富，“美—加”边境向来被认为是温和非暴力的，受国家权力机关发起的管治实践的影响，同样也自下而上地形成了维护边界封闭性的民兵组织，体现了增强的国家意志和爱国主义的排他性。所以，边界及其影响的边境可能会引发杂糅和混合，也可能遭遇差异和敌对，区隔的边界越是灵活性强，流动性大，其所面临的挑战也越大，意义也更耐人寻味[13]。这也催生出了诸如跨边界经济贸易往来的多元化，新式跨国犯罪及相关惩治执法等跨边界策略的研究[14]。可见，边界所引发的社会关系变动和意义的生产，与流动性实践的复杂性是密不可分的。基于这些全球化背景下对于边界与流动性实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Newman提出边境的地理学研究应该包含权力机关自上而下的空间管治和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日常实践，他们之间的双向互动将共同作用着边界的空间意义[13]。本文透过流动性的视角，探查云南中越边界在这两个方面的空间实践，进一步为解读边界的空间意义提供中国案例，并拓宽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以期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边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