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中国油画的历史便会发现，有关“油画民族化”的讨论在美术研究乃至创作领域虽时“隐”时“显”，但从未停息。20世纪40年代初，文艺界围绕“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等问题展开讨论，一批油画家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并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到中国西部考察美术遗存，深入民间进行实际写生、创作，这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油画民族化”的具体实践。正是这一“走进西部”的美术活动促使油画家思考油画的民族形式问题，并成为此后“油画民族化”之滥觞。1956年，美术界把“民族风格”作为“油画民族化”的核心命题，进而将其作为中国油画的努力目标付诸实践。从70年代后期起，“油画民族化”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命题再次被广泛讨论。而在进入21世纪后，对此的关注又以不同的话语方式重回美术界的学术视野。实际上，“油画民族化”在新中国美术发展中一直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关键词。它体现出国家主流意识对艺术发展目标的希冀与认同，是美术界对油画艺术主体自觉的反映，同时也成为油画发展中追求自身审美面貌和风格气派的长期诉求。其目的是使中国油画在发展中更多地融入中国艺术的精神，并逐渐形成油画艺术的中国特色。但是，从“油画民族化”命题的提出到具体的实践策略，都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历程，同时，“民族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体现出不尽相同的文化意义。对于中国油画民族化在不同时期的意义追问和文化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油画的特点，思考中国油画发展中的问题。 一、“油画民族化”：问题的提出 “油画民族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在1956年8月召开的“全国油画教学会议”上。但不可忽视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文艺界就展开过关于“民族形式”、“大众化”等重大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首先在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界展开，后来逐渐扩展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人士。尽管讨论并非仅仅针对油画问题，但却促使一批油画家到中国西部去考察、写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以看做是“油画民族化”实践的开始。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艺术家们围绕“油画民族化”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究也由此展开。 总体上说，当时关于“民族形式”、“大众化”的讨论，是在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背景下进行的。早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虽然该文并不是为讨论艺术问题而作，但其中的观点却涉及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包括如何对待大众化以及“喜闻乐见”和“新鲜活泼”的民族、民间形式等①。文艺界受到毛泽东文章的影响与鼓舞，并很快引发了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就美术的状况而言，1940年，杨邨人发表《西洋画中国化运动的进军》一文，其中有这样一番颇为完整的表述，可以视为对时人认识的概括： 中国艺术在今天，肩负着两个使命，一则要将我们中国固有的传统形式发扬光大，一则要吸取西洋的科学的艺术形式……对于欧化了的艺术，要求它研究民族形式，创造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对于固有的传统的艺术，要求它研究科学化、现代化，创造中国的新形式艺术作品。在绘画方面，所以我们提出“西洋画中国化”、“中国画现代化”的口号。② 在这样一个大的氛围中，一方面，“油画民族化”的实践事实上已经展开，另一方面，艺术家开始热切关注社会现实与具体思考民间趣味问题。不少油画家已经在自觉探索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与油画的结合，积极寻求油画形式语言与中国风格的美学联系。唐一禾的《七七号角》(1940)、常书鸿的《裸女》(1940)、董希文的《苗女赶场》(1942)、吕斯百的《鲶鱼》(1944)，以及吴作人的《负水女》(1946)等，都是在对民族形式问题的思考与实践中完成的，也体现了油画民族形式探索的最初成就。 艺术如何表现社会现实，以及艺术作品的大众化和油画要具有民族形式，在当时确乎可以看做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认识程度虽或有不同，但油画家们的具体行动已经在这两个方向上展开。吴作人1943年4月和1944年6月先后两次到甘肃、青海及四川的康定地区考察并写生创作，用艺术实践思考油画问题。常书鸿的相关探索体现在他1936年后的作品中，1942年他在梁思成、于右任等人的支持下开始筹备国立敦煌研究所，年底到达兰州，并于次年3月骑骆驼抵达敦煌，开始了他的油画创作和后来持续一生的对敦煌艺术的研究。特别要提到的是董希文，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显得更加自觉。1939年秋他从迁徙昆明的杭州艺专毕业后在贵州省合作委员会任编辑工作，在贵州的生活和对少数民族的观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和诸多感悟，1942年10月在重庆创作了《苗女赶场》，作品已经具有了比较鲜明的民族特征与地域色彩。次年7月至1945年末的敦煌之行，更让董希文从敦煌壁画和中国西部的自然风光中获得更深层的体认。或许可以说，正是20世纪40年代初到西部的考察与写生，才促使董希文对创作投入更大的热情，后来在1956年8月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油画教学会议”上，他才更明确地提出了“油画民族化”这一学术命题。现在看来，40年代初开始的那场讨论，是直接促使部分油画家在各自具体的油画实践中思考民族化问题的第一个直接动因。 “全国油画教学会议”是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鼓舞下召开的，会议聚集了来自全国油画界的著名艺术家和教授，他们就当时油画的发展状况、油画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油画实践中的风格探索等诸多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在这次会议上，吕斯百、董希文、倪贻德、卫天霖等人提出了关于“民族风格”的问题，进而使这一问题转变为直接的“油画民族化”命题。若稍加梳理便会发现，在这次教学会议上对“油画民族化”表示强烈认同的专家，都曾亲历了40年代初开始的艺术民族化的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