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全新自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对于进步美术的倡导与推动，既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也体现了这个政党倡导什么样文艺方向的基本文化理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显然标志着中国进步美术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觉发展。党成立之初的首要任务，是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因而，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农运动以及一个又一个此起彼伏的工运、农运发动，以唤起民众为目的的革命美术也便产生了。

       革命美术的兴起

       这些早期的革命美术主要以线描油印或石印的绘画方式，出现在工运与农运出版物的封面、插图以及传单、标语和画报上。从1921年到1926年间，刊载这些革命美术作品的画报主要有《罢工画报》、《镰刀画报》、《农民画刊》、《犁头画刊》和《工人画报》等，这些作品大多运用漫画的笔法，通过对地主、买办、官僚、军阀等统治阶层丑恶嘴脸的描绘，形象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对于工农的压榨与剥削。如刊登于广东《犁头周报》上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插图，便以连环漫画的方式，形象地表现了“过去”是压在穷苦工农身上的地主、买办、军阀与帝国主义这座大山，“今天”工农们联合起来开始动摇这座大山上的反动统治，而“明天”则是工农推翻了反动阶级的统治成为主人的革命奋斗过程与革命奋斗目标。再如广东省农民协会印发的《快乐的聚宴呵》传单画，以地主、土豪、官僚和军阀共同吃农工血肉的聚宴画面，形象地揭示了农民和地主之间压榨与被压榨之间的关系，由此启发农民的觉悟，号召被压榨人民起来斗争与反抗。还比如，由北伐军印发的《民众的力量》传单画，画面描写了一群手挥大棒的象征着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人潮，将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团团围住、痛打落水狗的场景，形象地告知大众：只要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就一定能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道理。

       刊载于工运农运出版物中以传单画、插图和连环画为特征的美术创作，都得到了党的重视与倡导。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工运农运中美术宣传的重要作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特地建议设立“革命画”课程，并聘请黄焯华(黄凤洲)担任教员。据黄焯华回忆：“毛主席对如何教好‘革命画’课，很操心，多次亲自指点我如何教好这一课程。有一次，我讲课时发现毛主席与学员坐在一块听我讲，课后毛主席帮助我总结教课经验，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来上好这个要紧的课程。到了受训的后期，剩下的时间不太多了，革命画课的教授任务十分紧迫，毛主席又临时决定选了五十个较具绘画基础的学员加开晚课，教授革命画，以达速成，使得他们结业后回到农村，进行农运开辟工作时，能够真正运用起这一形象化的通俗易懂的革命宣传武器。加开晚课主要是教画人物，传授对各阶级人物的形象特征的简单画法和基本要求。”①

       佚名《马克思与恩格斯》红军时期

      

       毛泽东对农运中革命画的重视，还体现在一些文献中。如，1926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当时宣传工作中的缺点时曾指出：“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于文字，缺于绘画。”他认为：“中国人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各军政治部于图画宣传做得很不少，及于民众的影响很大。”“广东工农两会做了不少图画宣传。最能激动工农群众。”②再如，在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美术便有这样的认识：“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③还如，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特别提出：“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唯缺绘画的技术人才，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④

       早期苏区美术

       毛泽东对于革命画的提倡，体现了早期农运工运中绘画在革命宣传中所起到的启蒙与唤醒作用。革命画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苏区之后，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推动与推广。在古田会议中，毛泽东就提出：“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⑤古田会议后，红军与苏区中的美术工作迅速开展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壁画、宣传画和报刊插图等。

       壁画在苏区相当普遍，不仅数量多而且画幅大。这些壁画一股画在村头最显眼的墙壁、地主大宅和庙宇的高墙上，内容以“工农暴动起来，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阶级，反对富农剥削”等为主题。由于绘画条件差、颜料匮乏，颜料基本是就地取材。如红和黄用山上的土红与土黄，黑是用锅底的煤烟合胶。这些使用红、兰、黄、黑等几种色彩绘制的壁画，色彩概括，形象夸张，再配以标语文字，都起到了良好的思想宣传作用。

       宣传画是苏区革命美术的另一种形态。由于纸本宣传画更便于携带、张贴，显得比壁画灵活许多。苏区宣传画以石印或油印为主，画面内容与标语文字紧密配合，而且这些宣传画的内容与绘制往往随着部队的进军和转移而呈现即时的动态性，于军于民息息相通，因而产生了很好的军民互动性。据红军莫文骅回忆：“这个部队到此地画了写了，那个部队到此地也画也写，部队来往多，画的标语也就很多了。先头部队打了胜仗，缴了敌人多少枪，捉到敌人什么师长，把这些内容及时画出来，后到的部队一边走，一边看，一路走，一路谈，对鼓舞士气作用很大，有些农民因为受了画的影响而参加了红军。”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