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与中国：现在、过去及未来

       2011年在杭州市获得了“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系统收藏”的基础上，中国美术学院于杭州设立了关于该藏品的临时展陈。本文通过回顾展览本身和研究国内近期的相关文献，探讨自20世纪早期以来包豪斯在中国复杂的发展情况，力图发掘漫长岁月中传递出的种种观点。对于这段历史的分析，可以评估“包豪斯”事件对于现代中国产生的影响。

       2011年以来，但凡对“包豪斯”感兴趣的人而言，浙江省杭州市必然是最重要的访问地点之一。在那里，一个“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系统收藏”的半常设展陈列于中国美术学院。展览使用杭州市从德国收藏家托斯滕·布诺汉[Torsten Brehan]手中购买的20世纪西方近现代系统收藏的藏品集合，其中约有三百多件包豪斯及包豪斯相关的物品(图1)。此外，通过这批藏品，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因此在中国美院的建立，浙江省(中国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也被定位为中国创意产业的中心地。2014年9月28日，部分藏品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临展，展览主题为“作为设计的启蒙：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包豪斯藏品展”。展览的开幕之际正值北京国际设计周，早在2012年，中国美术学院就确定葡萄牙著名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及卡洛斯·卡斯塔涅拉(Carlos Castanheira)主持建设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博物馆以“包豪斯”为核心，乐观估计会于2017年开放。①因此，当前是思考包豪斯事件的历史延续力及其在中国经济文化高速发展背景下的适用性的重要时刻。

      

       图1 杭州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临时展厅入口

       包豪斯传入中国的故事有长期和短期两个版本。从某些角度来说，“包豪斯”对于中国大众还非常新鲜。自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现代主义建筑和设计在中国才成为一个兴趣和研究上持续和自由发展的领域；而在引入布诺汉藏品之前，原版欧洲现代设计的例子在中国收藏中极为罕见。因此，包豪斯如今在中国能被视为一个新事物，而非完全历史性的名词——它激励着我们重新思考有关设计的问题，为中国新兴艺术和设计院校的教学改革树立典范。然而，这种新奇性并不意味着国内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包豪斯的历史上。杭州展览的同时，中国美术学院也建立了学术项目，招收博士生研究包豪斯及设计史相关主题。这一策略的最早成果之一是2010年围绕包豪斯对中国设计，尤其是对中国设计教育的影响举行的研讨会“包豪斯与东方”的论文集的出版。②这本《中国现代设计与包豪斯》收录了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学者的论文，探讨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和欧洲的艺术家、建筑师一些最早期的互动；描绘了一条被战争、侵略、内战以及各种因政局变幻而施加文化政策所阻断交互的崎岖之路。书中的一些研究已经影响了杭州的展览，而包豪斯与中国短期和长期两种互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书中清晰可见。鉴于该展览的结构很可能延续到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该展概念的组织值得从头考虑。

       现在：包豪斯收藏

       观众参观杭州的“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系统收藏”展览时，首先看到一版大幅的《魏玛的国立包豪斯教学大纲》，其内容也被称为“包豪斯宣言”。1919年，这所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起草了这篇令人振奋的宣言，呼吁建立“未来的新建筑”：它(新建筑)“将从自数百万工人的双手中升向天际，仿佛如水晶一般象征着全新的信仰。”③正如卡伦·克勒(Karen Koehler)近日所言，大量的包豪斯展览都复制了这段宣言，但却未给出前后一致的解释，甚至连作者本人都如此。格罗皮乌斯来到哈佛大学后开始了安稳的教授生涯，也放弃了当初激进的主张。④在杭州，伴随着这份宣言的是一张同样知名的图表——一张大幅的圆形包豪斯教学计划表。这张图表在当时创造了一幅和“包豪斯宣言”同样有力的团结性和集体性的场景，尽管这幅场景和剧烈的社会变革并无直接联系。如此确立了“包豪斯”的乌托邦维度后，展览却马上把对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关注放在了一边。其首先展示的作品把场景设定在了19世纪末期，由此将“包豪斯”呈现为自艺术与手工艺运动至新艺术运动(德国为“青春风格”)，再到德意志制造联盟这一系列设计变革的产物。在这种语境下，包豪斯被较少地展示为特殊时期(德意志帝国的瓦解与新共和国戏剧性地诞生)空前绝后的产物，而被更多地表现为欧洲一个解决在工业经济时期生产良好设计的问题的实用例证。如果在20世纪早期的德国，“百万工人的双手”这种说法还算带有幻想意味的词语，其在当下的中国则显得更切实际。

       展览用一面展墙对19世纪设计变革对包豪斯的巨大意义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同时还提供了一条内容详细、精心设计的包豪斯学校时间线，用几乎整面展墙清楚明了地总结了学校直至1933年不同时期的历史进展。然而，展览没有按照通常主张的那样，线性地将“包豪斯”分为表现主义与功能主义两个时期，而是大体按照不同的工坊，将展品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加以展示。

       展览的第一部分集中展示了小件物品，以陶瓷类餐具为主，突出了茶具，这或许迎合了中国观众特有的兴趣。此外，这里还展示了一部分灯具及饰品(图2)。⑤中心的大型展厅主要展示了家具，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椅子(图3)。⑥接下去的展厅以建筑为主题，主要以照片的形式来展示，也同时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室内建筑结构。通往展览最后关于平面设计部分的通道中，还展示了大量的包豪斯及其他设计师，如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与格里特·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等人的信件。约翰·哈特菲尔(John Heartfield)的蒙太奇照片也出现在了平面设计之中。⑦展览中的展品标签尤为出色，配以中文翻译和德语原文，说明组织者非常清楚每件舶来品的信息。⑧不过，虽然展览的组织者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对设计问题和对策的重视，他们显然将包豪斯故事的“圈外人”都简单地一并纳入相同的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