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组织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最近二三十年来，无论是在欧美国家还是在中国，社会组织围绕环境保护、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性、组织化的社会服务和公共参与活动。 国内外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对群团组织这一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却未充分关注。群团组织既与着眼制衡政府的欧美国家社会组织相去甚远，也与中国的民间草根组织不尽相同。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系工人、青年和妇女的“桥梁和纽带”，具有政治体制认可、授权和保护的身份。从政治层面看，群团组织是联系普罗大众最为基本的群众性、组织性和制度性网络，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化的基础。从实践层面看，群团组织长期承担执政党的革命与社会动员，参与和服务于各级党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过程。从时代层面看，2015年7月中国共产党首次召开“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提出群团工作是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强调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要求其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 目前，关于群团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群团组织的功能与作用研究；第二，群团组织的发展和历史演变研究；第三，群团组织与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第四，群团组织的转型和发展方向研究。譬如，学者们指出，群团组织在中国政治环境下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特质；群团组织在过去将近一百年时间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方向以及政治和社会动员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虽然群团组织是党委政府联系基层群众的桥梁纽带，但其存在着诸如行政化、娱乐化、边缘化等问题。同时，既有研究也提供了许多关于群团组织转型的方向性思考和见解。譬如，群团组织的转型和发展大致包含机关化、社团化以及枢纽化等方向。这些研究虽已涉及群团组织的社会治理参与，但仅在理论层面进行规范性探讨，较少在实证层面进行经验性分析。 鉴于此，本研究关注的是，作为被忽略的中国特有的社会组织形态，群团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这种参与现象具有何种政治和社会意涵？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1.既有文献的观点 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国，推动改革建设，常以群团组织为依托，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改革开放以来，群团组织不仅面向单位体制开展常规工作，而且进入社会领域进行群众动员，国家的社会治理成为群团组织发挥作用的崭新阵地。目前，针对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大致分成两类：一是探讨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定位，二是分析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 就社会治理过程的共青团定位而言，“政社二重性”和“桥梁纽带”等观点被广泛述及和细化。许多学者认为共青团应当最大限度发挥其政治和社会优势[1]，通过广泛联系各阶层群众，了解社情民意，协调各方利益，发挥好在推进经济发展、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组织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譬如，陆士桢、杨名认为共青团是执政党的青年组织，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共青团兼有政府青年事务的职能[2]。吕素香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共青团的工作环境和对象正在发生变化，从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角度出发，共青团可以发挥其政治职能、(准)行政职能和社会职能[3]；张华更进一步指出，共青团应该从与执政党、政府与青年的关系三个层面探索发挥作用的途径，强化政治职能，拓展社会职能，细化群团职能[4]。 就共青团的社会治理参与实践而言，共青团的积极角色被频繁提及。Wu的研究指出，共青团组织所培养的大多数干部都具有敏锐的改革意识，并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更加开放的看法，因此共青团将更多承接政府所转移出来的职能，承担起青少年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5]。譬如，Xu提出新时期共青团的重要功能是通过大规模动员青年志愿者参与社会服务，从而完成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年轻公民的教育和培训任务[6]。李威利和郑长忠则指出共青团可以通过团属社会组织延伸工作手臂，从而推进团的工作由组织化向社会化转变[7]。王鹏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提出在社会治理领域，依托群团组织、行业协会、其他综合性社会组织联合会或小区社会服务中心等建构枢纽型组织治理体系，通过共青团等枢纽型组织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的社会组织进行凝聚、管理和服务，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业务上发挥“龙头”带动和聚合作用，日常管理和服务上发挥平台作用，承担部分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组织进行日常联系、服务和管理的职能[8]。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对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进行了剖析，展现了共青团组织在夯实执政党的群众基础中有所作为的可能途径，即通过在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与青年群体之间建立链接，从而实现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但是，偏重静态的理论分析而缺乏动态的实践描述，以及偏重规范层面的价值倡导而缺乏实证研究的经验支撑是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也因如此，各类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变得静态化，共青团的主体性也没有得到充分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