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留守儿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始终存在，但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公共意识并未同步形成，而作为对这种公共意识的回应，相关的社会支持更晚，成形的政策更少[1]。围绕留守儿童现象形成的公共意识，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社会建构，其中包含了来自官方和民间多个层次的视角，并且这些视角或观点相互作用，形成了混合了各种声音的社会建构结果。这也折射出留守儿童现象经过多重解释、建构之后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和歧义性。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体系面临着诸多难以确立的选择，而留守儿童的关怀又是这一社会支持体系的核心内容。 一、理解的四个层次：偏差与后果 对留守儿童关怀的理解，离不开对留守儿童问题本身的基本判断。实际上，经过社会各界多年演绎和建构，留守儿童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作为日常生活中具体、生动的儿童个体的留守儿童。第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留守儿童群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留守儿童群体具有父母外出务工，不在身边照料的基本社会特性，而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正是由于具有这一基本社会特性的儿童数量众多，形成社会普遍性。第三，对于留守儿童这一社会现象形成的公共意识。这一公共意识的内涵实质由不同的视角或观点构成，其形成的依据既包括对具体、生动的留守儿童个体的直接感知，也包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间接认识。不同的观点或视角既来源于官方相关机构，也来源于民间的专家学者和一般公众。第四，围绕留守儿童而形成的社会支持行动体系。社会支持行动体系包括政策工具、志愿服务、舆论宣传、慈善救助等形式，其知识基础既包括对具体、生动的留守儿童个体及其环境特征的感知，包括对于作为社会现象的留守儿童群体的社会属性的认识，也包括围绕这一社会现象而形成的诸种视角或观点交织而成的公共意识。 上述四个方面具有时间上的线性关系，并且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链。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四个方面往往存在逻辑上的断裂，从而导致以下问题。 第一，作为日常生活中生动、具体的儿童个体的留守儿童，受到生活空间的较大制约，难以将其生动性、具体性，以及由此构成的生活真实性充分呈现给日常生活空间以外的社会公共领域。不仅如此，留守儿童个体处于变化较快的生理、心理、社会性成长阶段，因此所呈现的生活真实性在时间向度上存在波动、反复、消失、重建等非常特殊的状态。在此情况下，以对留守儿童个体的直接感知为出发点的社会现象范畴化、社会公共意识构成，以及相应的社会支持行动体系建设，都必然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滞后性的结果，就是对留守儿童状况在认识和理解上出现偏差，并逐步脱离认识对象的原有真实性，演变为单纯的社会建构，即远离留守儿童真实性的社会公共意识。 第二，上述滞后性所形成的对留守儿童生活真实性的偏离，具有不可忽视的传导性。也就是说，当第二个方面即留守儿童社会现象的范畴化出现对于留守儿童生动性、具体性、真实性的偏离时，其偏离的结果会传导到第三个方面，即社会公共意识，以及此后形成的第四个方面，即社会支持行动体系。社会公共意识对于留守儿童生动性、具体性、真实性的偏离会转变为对留守儿童真实状态的扭曲性认识，并固化为偏见性共识。同时，在普遍的社会意识的强大压力下形成的社会支持行动体系，不得不履行对社会普遍性公共意识的呼应职能，由此形成的社会支持行动，在终端目标上与所要支持的对象——留守儿童的真实性可能发生脱节，从而造成对留守儿童的支持假象，而其实质是要应对社会共识。 第三，由于社会支持行动体系中的政策和动员与社会公共意识之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而且前者的合理性和法理性又往往来自对后者的呼应，因此，对于留守儿童具体性、生动性、真实性的偏离及其传导效应，必然对社会支持行动体系的目标、过程、效果构成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消极和积极并存，其消极方面包括对留守儿童目标人群在某些方面支持不足，在某些方面支持过度，在某些方面支持错位。当然，作为对普遍的公共意识的呼应，全国规模的对于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行动体系，容易获得公众广泛的认同，也有利于资源整合，以及政策和行动的推进。这是其积极方面。 但是，在留守儿童的真实性与社会公共意识建构之间形成的偏差必然会构成社会支持行动体系的内在矛盾，对政策制定者和行动策划者构成严峻挑战。这一内在矛盾的化解路径在于设法将留守儿童的真实性与社会公共意识统一起来。但是，要改变一种公共意识极为困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因此社会支持行动体系很有可能发生向公共意识的妥协性偏向，这自然就会进一步在认识上扭曲留守儿童的真实性。不仅如此，这种扭曲还具有使一定的社会支持行动合理化的内在驱动。合理化的目的包括获取资源、彰显政绩、回应公众关切，当然也包括对留守儿童的帮助，尽管这种帮助已经远远偏离了真实的需求。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一些留守儿童支持项目故意夸大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以迎合公众的认识偏差，或说服远离留守儿童个体的资源供给方，以保证项目能获得充足的资源，但这样做实质是以偏离留守儿童的真实性为代价，并将其转化为行动策略，从而远离了对于留守儿童支持的基础行动目标。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留守儿童的支持行动容易带有新闻化、事件化、热闹化的特点，其内在驱动则在于以较高能见度的形式来彰显政绩和回应公众关切，而这样的形式未必是留守儿童所欢迎的，也未必真正能保护留守儿童的权利，因而不可避免会脱离对于留守儿童支持的基本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