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模型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6)04-0040-07

       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在当下的“自媒体”时代，作为今天在校大学生主体的“90后”越来越多地喜欢选择通过网络来获取信息、互动交流、发表评论、表达诉求、寻求声援乃至发起行动，他们利益诉求的路径呈现日趋多元化和网络化。近年来，大学生们在网络上的集群行为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不仅会对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产生较大的冲击，有的还会演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大学校园稳定和社会稳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值得各方面高度关注。

       一、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模型建构

       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学术界关切的一个重要议题，研究成果也颇丰硕。不过，现有的研究通常是从静态的视角出发，侧重对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具体现象和直接诱因的分析，这有利于深刻了解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具体环节和演绎路径。但是，现有成果中较少地有从动态的中观视角来进行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分析，缺乏对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整体性和透视性把握。为此，我们在这里尝试运用组建模型的方式来对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展开观察，以期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和生动。因为模型研究具有一些优点，例如，能将一系列零散的因素，通过模型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并能显而易见地看出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能使比较抽象的各种现象，通过模型处理，变得比较具体，甚至有些可以量化，帮助人们的认识由抽象向具体转化，有些模型建立起来可以运用分析工具进行处理，从而使问题的分析更加便捷、准确和规范。

       模型研究其实就是将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看作是一个微系统，不管其复杂与否，都会显现出一些在微观层面上不易表现出来的系统性特征和作用力，这也为我们研究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视角。美国学者尼尔·斯梅尔塞(Smelser,N.J.)是研究集群行为的里程碑式人物，他主张将集体行为的形成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在一定的场域来系统性展开研究，提出了用价值累加理论勾勒出集群行为形成过程和发展路径的六个条件要素，即环境因素、结构性紧张、诱发因素、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行动动员和社会控制力，当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累加放大到一定程度时，网络集群事件就会爆发。将该理论拓展到网络情境可为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的模型分析搭建学理分析的基石：(1)环境因素。互联网拓展了现实大学生集群事件的空间界限，“自媒体”工具为大学生个体参与网络集群提供了类似真实场景的场域条件，大学生个体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其中，利用网络环境也可将现实事件聚焦和无限放大。(2)结构性紧张。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结构中，例如大学校园，如果大学生个体感到自己或他人的合理诉求被拒绝，或认为有责任去帮助别人表达利益诉求时，就容易打破“沉默的接受”，促发和兴起所谓的“网络民主”。(3)诱发因素。引发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触点”很多，可以是一堂课、一顿饭、一段话、一个事件、一篇帖子等，当一个偶然的诱发点，经过网络效应的折射和放大后，就容易掀起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轩然大波。(4)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网络的匿名性也容易形成高度同质化的群体，从而强化人们的认知偏差和从众压力，导致各种群体极化现象。[1]大学生在参与网络集群的过程中，自己会扮演着网络群体性事件主客体参与者的不同角色，有时可能是网络接收信息的受众个体，有时可能是信息传播所依赖的源出个体，在经历多次的身份和角色转换，在一次次的彼此认同的互相建构中，找到认知和利益的共同点。(5)行动动员。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绎离不开一个网络的发起者，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他们可以将分散的个体聚集起来，形成合力。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认为，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他们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群体所接受的判断，只是外界所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认真讨论后得出的判断。[2]许多大学生不经意间成为网络“意见领袖”们的群众基础和力量基石，而所谓的“意见领袖”们由于掌控着信息原点，他们会再次将自己的观点上升为网络群体普遍性的观点，对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和走势起着一种错误性的导向作用。[3](6)社会控制力。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控制主要指政府和社会机构或组织通过实施强力的干预和预防措施对群体性事件形成管控力量，但是，网络的开放性、广泛性和匿名性等特性无疑增加了社会控制的难度，每个大学生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集群力量的一个有效端点和中继点，组织成无数个点到点的反复连线，呈现出千丝万缕的缠绕，剪不断理还乱，传统的布控思维方式对此显得极为苍白无力。根据这六要素所构模型边框的剖面图，我们也尝试着绘制了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模型平面图：X、Y表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六线段围成模型边框，各连线代表不规则和非光滑的运动，曲线和箭头表示模型自身运动方向，见图l。

      

       二、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模型描述

       如果把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抽象成一个模型，用俯视的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呈现一种自旋式上升的态势，方向上是非线性式发散；用透视的角度观察，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部结构既简单又复杂，动力来自系统内的结构性张力。

       (一)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呈自旋式上升态势

       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传导是自我集聚、惯性滚动、螺旋上升的过程。许多大学生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主观上无意识、行为上随大流、情感上互相寄托的，这点我们也可以借用“羊群效应”来加以描述。羊群行为最初是指动物(牛、羊等畜类)成群移动、觅食的现象和特征，后来这个概念被引申来描述人类社会现象，指与大多数人一样思考、感觉、行动，与大多数人在一起，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是个典型的“群生活”模式，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每个大学生个体都离不开同学、室友、老乡等组成的朋友圈，在网络空间上，许多同学在QQ、微信等还有一个时时在线“朋友圈”，特别是随着手机上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圈中人”。如果大学生在自己的圈子中遇到加入某个网络集聚行动的请求时，发现圈中的其他人与自己的选择相同时，就会认为两个人同时做出错误决定的概率很小，再跟进的同学将会忽视自己的判断，直接选择跟随前面人的决定和行动。另一导致网络集群行为能够串联的原因是不少同学受到了“习惯性跟帖”和“习惯性点赞”思维的影响，许多同学喜欢把自己看到的一些不满事情用手机拍下来，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去寻找支持的声音，同时自己在“朋友圈”看到别人的晒图、观点、牢骚等总是不假思索地给予支持，这种行为也极易使自己去发起或响应别人的网络聚集行为，在朋友圈，大家容易找到某种志同道合的“归宿感”。所以，有时候一些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即使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经过朋友圈转来转去，充分发酵后，吸收了周围能量，体积足够大，可依靠其自身惯性向前推进，事态就会不断升级，最终酿成恶性事件。

       (二)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非线性式发散走向

       所谓非线性，即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不是直线而是曲线、曲面或不确定的属性，叫非线性。非线性是自然界复杂性的典型性质之一，与线性相比，非线性更接近客观事物性质本身，非线性的特点是：横断各个层面，渗透各个领域，无处不在时时有。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传导具有“点到点，处处开花；点成线，线线交织；点到面，面面俱到”的特性，主要原因在于：(1)网络传播本身的特性。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大大延展了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网络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单向)和人际传播(双向)的信息传播特征，在总体上形成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在这种传播结构中，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发布信息，所有网结生产、发布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之中。网络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传播的载体，当今“90后”大学生一般都能较为熟练地掌握计算机和手机网络操作，在网络的任意节点，在一个简单的“复制”和“粘贴”之间的转换就能完成信息的扩散，又能在网络的另一节点上形成力量的集聚，这种便捷的传导机制也为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瞬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议题的广泛性。引发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很多，但是大多是围绕大学生身边且容易产生共鸣的话题，有的属于伸张正义的，例如，2013年复旦大学医学院的院士被学生举报学术造假；[4]有的和教学课程相关的，例如，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将大学语文课从必修课改成选修课，在网络上引起大学生们的争议；[5]有的既是网络情绪的宣泄又是对现实的批判，如网络造句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广泛传播；[6]还有的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如保卫钓鱼岛、抵制日货的网络爱国行动。(3)参与主体的虚拟性。大学生在校园里有明确的定位参数，哪个学院、学什么专业、学号多少、住哪个寝室等，但是，在网络世界，借助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他们可以化身成一个代码，在网络上发表自己对某一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看法，渲染情绪，目标和受众指向明确，从而引起关注、跟帖，进而引起较大范围的争议和讨论，同时也会对那些不顺从舆论导向的同学形成较大的舆论压力。大学生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也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也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即所谓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这样会激增更多的同学“举好旗、站好队、走好步”式的参与到网络集群事件中来，大大地增加了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参与主体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