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否存在“青年学”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青年群体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况且国外已经有一些国家将所谓“青年学”确立为学科。因此，我们国家也应该确立“青年学”，并将之列入国家有关部门的学科名录之中；另一种观点认为，青年作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既有的各个学科都会有所涉及。因此，不存在所谓学科意义上的“青年学”，如果确立“青年学”，那也应该确立“老年学”等等。我们无意对上述观点做出直接评论，而是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学术范畴和社会科学与政治、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入手，在分析青年研究在中国发展的逻辑的基础上，对青年研究的学科性范畴的变迁特征进行研究，回答青年研究的学科性内涵及其发展方向的问题，以期为完善青年研究工作提供一些理论思考。 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学科与范式演变的内在逻辑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判断：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映；二是理论范畴是对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反映；三是社会现实变化决定着社会科学理论及其范畴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进一步推论：理论与学术发展，虽然具有自身的相对自主性。但是，归根结底，其发展是由政治与社会发展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具体表现，意识包含意识内容与认识方式，这就意味着，这种决定既体现在理论与学术的整体发展状态上，同时也作用于具体理论范畴与原理内容，以及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之中。因此，我们理解学术与理论的具体内容、学科与范式的实现形式，就必须放在政治与社会整体发展的历程中去把握，而不是抽象或静止地去认识。 既然把握理论与学术需要从政治与社会发展入手，那么，我们首先就需要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在这方面，马克思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经典的图景与逻辑：“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这就意味着，在人类社会第一阶段即古代社会条件下，人处于共同体化状态，人与人之间处于直接依赖状态，社会尚未获得分化，不仅社会内部尚未获得充分分化，而且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尚未充分分离。进入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即现代社会条件后，人的独立性获得发展，社会内部也开始不断产生分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野基本形成，虽然目前人类社会还处于第二阶段，但是经过社会深度分化之后，社会内部有机化进一步加强，全球化使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加深，由此导致人们对社会整体性发展的追求再次被提出。 作为人类认识世界与社会的系统性成果，哲学社会科学也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与之基本相适应的发展态势。在古代社会，未分化的整体性社会使人们对世界与社会的认识，更多的是将之看做一个混沌的整体，主要以感性直观和理性思辨从整体上予以把握。这一时期，哲学是唯一的科学，人们将各种学科知识均归属于哲学。从中世纪大学产生到文艺复兴，大学由文学、法学、医学、神学四科组成，神学为四科之首，这四科是现代大学学科的起源。到了文艺复兴之后，随着社会开始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都迫切需要认识这些分化了的各部分规律，学科化现象就开始出现，到18世纪，就已建立起初步的科学统一体系，各个学科迅速发展起来，科学活动日益精细化、高度专业化。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理论、新方法大量涌现，跨学科研究日益成为学术创新的主要方向，现代科学综合化、整体化趋势日益凸显，这种现象既体现在自然科学中，更体现在哲学社科里[3]。 学科出现与学科发展以相应的范式作为基础，因为范式对学科具有规训作用。一方面不同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范式差异；另一方面同一学科在不同发展时期所形成的范式也不一样。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范式能够维系科学共同体的稳定，提供一种共同的信念与传统，在实践中给出一些固定的解题模型、范例与标准等，规定着一个学科的边界，使学科的边界成为一个清晰透明的领域[4]。从范式作用以及变迁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学科就是从某一视角进入对世界与社会进行研究的一个方法体系，或者说是人们认识世界与社会的相对固定的方法；另一方面，学科边界是人为界定出来的，是人们为了深入认识世界与社会而采取的一个方法，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认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5]因此，学科分野并非是固定的，同时学科内部也存在着范式的发展与变化。这就使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成为了人们认识世界与社会发展的一对内在张力，相向运动着，形成了辩证的统一，这种特征虽然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但是对于哲学社科发展来说，同样也受到了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6]。 二、从青运史到多学科研究：青年作为对象的青年学科范式变迁 作为系统认识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哲学社会科学以政治与社会发展为研究对象，虽然其发展有相对自主性，但归根结底，不仅其内容由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所决定，而且其认识方式包括学科与范式的发展也为政治与社会发展所决定。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体现，上述原理具有一般性特点，而落实到具体研究对象以及现实国家中，又将呈现出具体的发展逻辑，我国青年研究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