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6)05-0011-05 传统的合理性是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有关传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他在早年的《追寻美德》中揭示了当今道德语言的支离破碎与道德生活的错乱无序，同时深刻地表现为整个西方现代性道德观念的混乱。每一种道德理论都在自身的传统框架内寻找资源，试图通过各种论证来证明自身的真理性，从而为道德合理性提供辩护。但是，这种论析无一例外地都遭遇了失败。麦金太尔对此也并未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只是做出了两个结论：“尽管道德哲学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社会学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我们依然对自由主义观点缺乏一贯合理的辩护性陈述。”并且，“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态度、社会态度和承诺重新恢复合理性与可理解性的方式，让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得以重释。”[1]preface 1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麦金太尔再次强调了这一合理性概念，并论证了何为合理性和“何种合理性?”在这场论辩中，移情想象力是证明的肯綮。 一 移情想象力的出场 在麦金太尔看来，各种发生争论的道德理论的根本分歧源于它们各自所信奉的传统的不可公度性与不可译性。换言之，各种道德理论都站在自身传统的立场上，从自身传统内部的资源出发去论证自身的真理性。由于它们与其他传统所共享的资源很少，甚至于预设的背景、实践与概念的范式以及论证与解释的标准都迥然有别，因而，每一种理论都有其自身内在的评价标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独立于这些互竞理论主张的判断标准。这些理论及所属传统都是不可公度的。启蒙运动试图寻找一种普遍理论能适用于所有传统，解决各种互竞传统间的纷争，这种努力最终也失败了。另外，由于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独特的术语表达，当互竞传统的人们试图相互理解时，它们就需要进行相互的翻译，而这种翻译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被严重曲解了。换言之，传统是不可译的。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这种“所谓的不可公度性和不可译性事实上永远只是一种幻觉”[2]preface 5。每一种传统的信奉者在意识到存在与之相对的传统时，都隐晦地表明了他们也意识到这些传统是在共同的可理解的框架下进行阐述的。而要认识对方传统的理论体系，就必须具有将其术语和习语翻译成自身传统的术语和习语的能力。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传统间的不可公度性和不可译性是否存在，而在于它是否会导致人们产生一个问题，即如果互竞的传统之间是不可公度的和不可译的，那么它们之间还有合理争论的可能或必要吗?麦金太尔的回答是：不可公度性和不可译性是互竞传统间合理争论的序幕。然而，后现代主义却提出在各种互竞的传统之间是不可能进行合理争论和合理选择的。后现代主义认为，面对各种冲突的传统，人们是选择阿奎那的“双重主义”，还是休谟的“英国式颠覆”，恐怕还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能让人们做出选择此种传统，而非彼种传统。因为任何一个传统都无法说服人们，它确实优越于另外一种传统。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麦金太尔需要对传统的合理性做出证明。 要对传统的合理性做出证明，首先要说明一种传统自身是否能获得合理性进步?麦金太尔认为，传统的形成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权威文本、信仰、人物处于无质疑的接纳状态；第二阶段，开始进行系统的反思，意识到传统权威内部的不一贯性和应对新局势的不充分性；第三阶段，通过各种方法来重新修订信仰和重新评估权威，以应对不一贯性和不充分性。[1]355一旦传统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共同体成员便能够将新接纳的信仰与过去的信仰进行对比，发现过去的信仰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根本差异，然后做出判断，将过去的信仰归之谬误，于是真理概念便衍生地形成了。麦金太尔认为，“在被构建的传统探究历史中有一段典型时期，在此期间，那些从事探究的人们会发现机会或需要去构思他们自己探究活动的理论”[1]359。这些理论会因传统不同而各有所别。比如，奥古斯丁传统的晚期追随者笛卡尔以明证性和自足性的“第一原则”作为真理的标志；而继承了加尔文主义的基督教和启蒙思想传统的休谟却认为找不到这种可信的标志。尽管麦金太尔没有明言，但Jennifer A.Herdt却将此视为传统形成的第四个阶段，即理论的阶段。无论第四种阶段是否成立，它都暗含了传统或有发展到理论化的机会，同时也预示了理论的多元化和复杂化。[3]528 在麦金太尔看来，任何被构建的传统在任何阶段，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一，以传统自身的进步标准来衡量，它无法再获得进步了；其二，以往的探究方法再也无法发挥作用了；其三，再也无法合理解决对关键问题的各种冲突回答了。面对传统日渐暴露的新的不充分性、不连贯性，在其传统内部似乎也找不到新的资源来解决这些新问题。“这种历史地建立起来的对确信的消解”[1]362，标志着认识论危机产生了。而要真正解决认识论危机，就要求发明新的概念或建构新的理论。这种新概念、新理论必须符合三个高度严格的要求：第一，它必须以系统、连贯的方式对那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第二，它必须解释该传统何故会出现这些难以处理的问题；第三，它必须在保证与该传统的共享信念之间保持基本的连续性的前提下完成前两项要求。[1]362如果符合这三个要求的新概念、新理论能够产生，那么，认识论危机便可得到化解。比如，阿奎那合理解决了各种针对《圣经》阐释的互竞争论，正是在保持了与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传统的连贯性的前提下，以独特的方式提供了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才化解了这场认识论危机。当渡过认识论危机之后，该传统才得以幸存和繁荣，被重构的传统在此间获得了进步，而这种进步也证明了该传统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