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行动是20世纪政治思想家H.阿伦特(Hannah Arendt)政治理论的关键词之一。在阿伦特看来，行动是最具政治性的人类活动。阿伦特所描述的实践生活的三种形式(劳动、制作与行动)中，行动是“最高贵的一种”。(Gottsegen，1994：20)然而，如何理解“行动”，实需仔细探讨。学界对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即存在着颇为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解读，视行动为英雄主义、个人化的行动，认为阿伦特推崇的行动是高度审美化的行动，行动的目的在于展示个人风采。K.F.柯提思(Kimberley F.Curtis)视阿伦特为“我们政治生活的诗人”，他认为阿伦特描绘的政治生活本质上是诗性的，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生活植根于她展示的本体论与美学。在阿伦特那里，政治舞台如同剧场，行动者如同演员，“自我展示”是行动的本质。(Curtis，1997：36)阿伦特同时代的L.阿贝尔(Lionel Abel)在看了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对上级命令不作判断只知盲从；纳粹统治下犹太人从未有认真地反抗；犹太社会领导人甚至与纳粹共谋的分析后，即指责阿伦特的分析受审美考虑的指引，它以道德与政治的现实性(actuality)为代价。(Abel，1963：211-230)G.凯特伯(George Kateb)更指阿伦特与法西斯主义思想有诸多共同之处，她的审美化行动观是非道德的，甚至是不道德的。(Kateb，1984：28)C.布莱特堡(Charles Blattberg)同样着重从展示去看阿伦特的行动观，但他并不将之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他写道：“对阿伦特而言，政治基本上是一件作为展示的行动与作为鉴赏的判断之事。”(布莱特堡，2014：234) 第二种解读，重视阿伦特行动沟通性的一面，视阿伦特为审议民主的提倡者或主张公民参与的共和主义理论家。这一方向的解读以哈贝马斯为代表。哈贝马斯比较了韦伯、帕森斯与阿伦特的权力概念，他认为阿伦特的权力概念本质上是非目的性、沟通性的，权力并不以实现对人的影响为目的，权力的目的就是它本身。哈贝马斯批评说，阿伦特的问题在于她所持有的不适合现代情境的政治概念，他主张应把沟通行动概念从阿伦特亚里士多德式的旧政治概念那里分离出来，以用于现代情境。(cf.Habermas：1994) 第三种解读，则认为阿伦特思想中同时存在两种行动模式。例如，M.P.邓特里弗(Maurizio Passerin d'Entreves)(d'Entreves，1994：84)与D.维拉(Danna Villa)均认为阿伦特思想中同时存在着表达(展示)性行动模式与沟通性行动模式。并且，这两种行动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紧张，阿伦特并未试图去处理这种紧张。(Villa，1999：128)B.派瑞(Bhiku Parekh)以类似的方式指出，阿伦特思想中两种不同的政治概念模式共存，两种政治模式即英雄式政治与参与式政治，它们植根于她的哲学人类学，实际是存在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不无矛盾的混合。从《人的境况》到她后期的著作，阿伦特由英雄式政治转向了更为现实的参与式政治。(Parekh，1981：177) 上述诸种解读，哪种更符合阿伦特的原意?阿伦特所捍卫的行动是展示性的抑或沟通性的，还是两种模式兼有?如果两种行动模式皆可在阿伦特那里找到依据，那么其间的张力当如何去理解?阿伦特前后期的著作是否存在着由一种行动模式向另一种行动模式的“转变”?展示性或沟通性，也对应于在界定行动时是以行为重点，还是以言为重点。回到阿伦特的文本那里，将有助于我们回答上述问题。 一、界定行动 阿伦特的行动理论，集中见于《人的境况》，《论革命》、《共和的危机》等作品。《人的境况》，德文版名为Vita Activa。该书探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实践活动：劳动、制作和行动。这均为人们生活中基础性的活动，它们对应于不同的人类境况，揭示了不同的实践经验。阿伦特认为，一种恰当的政治理论，欲对政治有同情的理解，必须对实践生活的三种类型予以清晰地区分。 阿伦特指出，劳动，是人与自然界进行能量交换的一种活动。它依赖于人的身体，其目的是为了维持生命的存活与延续。在劳动过程中，人全然受自然必然性的束缚。制作(Work，Make，Fabricate)是人凭双手进行的活动，典型如手工业者的活动。制作的目的是产品，它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目标—手段关系贯穿其中。在此过程中，暴力成为必需之事。为了制作一张桌子，必须砍伐树木；为了做一份炒鸡蛋，必须先把鸡蛋打碎。行动，则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活动。阿伦特说：“使人成为政治存在者的正是他的行动能力；它使得他能够和他的同伴聚集在一起，一致行动，追求某些目标和事业。”(阿伦特，2013：133)“除了语言，还没有什么其他能力，包括理性和意识，比行动更能将我们区别于其他所有的动物种类。”(同上书，134)行动总是与言说联系在一起的。它需要行动者表明自己的身份，需要运用语言进行交流。我们以言与行进入人的世界。没有行动，一个人就很难说是“活在人们中间”。行动意味着离开私人领域走进公共领域。这种进入如人的第二次诞生。行动对应于人的多样性境况，即“不是单个的人(Man)，而是人们(Men)共同生活在地球上”。(Arendt，1994：360)并且，尽管劳动、制作也与人的创生性境况(人开创新事物的能力)相关联，但行动与创生性的联系最紧密。阿伦特常将行动与作出新举动、开始新事物联用。人能行动，即指人能不受束缚地去造成一个新开端。 除将行动与劳动、制作对照说明外，阿伦特亦从行动与行为的区别来界定行动。她说：“行动与单纯的行为不同，其作用是中断那些原本可能会自动继续下去、因而可以预测的过程。”(Arendt，1972：133)而行为区别于行动，它缺乏自发性，是一种可预期的规范化表现。以阿伦特之描述，行动以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为典型，在现代革命时期亦可见其踪迹，实际上也包括荷马史诗中英雄的豪言壮举。(Canovan，1992：137-138)而在现代，行动为行为取代，它根源于现代社会的兴起。阿伦特描述了现代社会人从行动者变为技艺人、再沦落为劳动动物的过程，在其中，人完全地丧失了他的“世界性”，丧失了他的自发性，人被社会彻底功能化。她说：“现代行为主义理论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假的，而在于它能够变成真的，它们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某些鲜明趋势的概念化体现。”(阿伦特，2009：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