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现代化是以形成某种现代性为指向的，而不单纯是经济上的增长与技术上的进步。这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需要且实际上是以某些现代性的观念为引导，或者说是以它们作为所追求的目标。而构成这些现代性观念的深层，无疑是哲学与伦理的观念，这就无怪乎在中国现代化的发端时期，缺乏一些现代观念要素(如自由、民主、权利等)的传统伦理构成了现代化的思想障碍。传统伦理与现代化欲求间的冲突，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下展开，其实质是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其中关涉的核心问题是，传统儒家伦理是否能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提供文化的支持作用。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相关争论也不断变换着主题与内容。在当代，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在现代社会中儒家伦理能否被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时，更是将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视为必须把握好的重大课题。毛泽东明确提出“古为今用”的原则；习近平也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任务。本文拟就儒家伦理的基本性质进行反思，由此论证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及现代性社会的构建而言，需从儒家伦理当中转化出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观。 一、有关儒家伦理反思的两种思路 对儒家伦理进行反思，是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要论题之一。随着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取向不断发生变化，从五四时期的单纯以批判传统文化、吁求西方思想，逐步转向思考如何在批判反思传统文化的同时，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性文化建构的思想资源之一。尤其是当前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力的强盛，民族自信心得到增强之后，更是如此。本文并不打算对已有的儒家文化反思进行全面的描述与概括，而仅就近几十年来两种有代表性的思路加以点评，以期引出有关问题。 第一种是现当代新儒家的思路，其代表人物是牟宗三。这一思路以继承和发扬儒学为己任，依照传统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把“心性之学”、即个体的心性修养，看作是儒学的根本，视之为现代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牟宗三提出要“返本开新”，从儒学的“本”，也就是“内圣”的修炼中，通过“圣贤功夫”，成就理想道德人格，从而开出“新外王”，即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近期杜维明的一个讲演，思路也大致相同。他的“文化复兴梦的期许”，提到的“第一层面”就是“个人的修身哲学”，然后由此推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互动，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等。② 不过这种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构想，从其产生的影响来看，只停留于有限的哲学圈子之内，不免使人感到是在书斋里演绎学问、自说自话。在科学的观念与活动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情况下，谈论其从儒家的“内圣”中开出，未免让人觉得是一种“马后炮”。科学引进中国，是出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科学思潮高涨的时候(如五四时期)，正是儒家思想受到广泛社会批判的时候。此外，就培育民众的科学意识，使之在中国得到发展而言，其既是教育，同时也是现实功利选择的结果。一个简单的现实是，如果在学校选择学习自然科学学科有利于毕业后找到工作，学生们自然就会挑选这样的专业，接受科学的思想和教育。这与心性的修炼或者儒家毫无关系。 此外，要从儒家的“内圣”中转化出民主的论断错在两个方面。首先，民主观念与意识在中国的输入与普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而后者的目标之一，是要破除传统儒家的消极影响。可见，民主观念输入中国，是在不借助儒家思想的情况下进行的。其次，民主主要是一种制度，而制度的建立，依靠政治行为，而不是从“内圣”中开出。当然，先要有民主的观念，才会去建立民主的制度。但是，如上所言，民主观念的引入，是在排斥儒家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二种是李泽厚的思路。李泽厚亦思考了如何利用儒家的合理思想资源，来协助建设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的问题。他秉持这样的信念：“中国传统的特殊性经过转化性的创造可以具有普遍性和普世的理想性”，③这其中“转化性创造”是关键，目的是使以儒家为主干的“宗教性道德”，在现代生活的社会性道德中发挥其所能起的作用。总体思路，“就是以孔老夫子来消化康德、马克思和黑格尔”。④这具体表现为以“天、地、国、亲、师”的信仰和传统的“仁义”感情，作为一种“范导理念”，⑤对今日和今后的中国人的行为规范起一种“引导、示范”的作用，“来协助建立起当今迫切需要的中国的现代社会性道德”。⑥ 李泽厚思路的关键，是现代社会性道德(公德)需要与宗教性道德(私德)相结合，并借助于后者的献身精神与情感来推动前者实现，其中要点是“情”与“理”的结合。道德原则是一些抽象的理性原则，如何将它们“润滑”、发动起来，李泽厚设想借助于“情感”的“软化”作用。例如，他认为“亲子情(父慈子孝)不仅具有巩固社会结构(由家及国)的作用，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培育了人情至上的特征”，因此它就可以在现代社会性道德中起某种“润滑、引导作用”。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