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044-07 道德冷漠是一种对待道德问题的心理和态度。一些人对社会或身边所发生的各种道德事件尤其是负面的道德现象，往往表现出无动于衷、冷漠无情和麻木不仁，对他人遭遇的苦难、不幸和困厄，缺乏同情心，甚至幸灾乐祸。道德冷漠一旦弥漫成一种社会化的道德心态和道德氛围，人们就会认为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感到个体在道德上的无力。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冷漠与道德能力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联。解决道德冷漠问题，不仅需要通过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解决个体道德行为的外部性和风险问题，而且还要通过个体道德能力的构建，激发个体积极的道德激情和道德勇气，为克服社会的道德冷漠现象尽一份道德责任。 一、道德冷漠与道德能力的匮乏 道德冷漠是当代社会的一种道德病症，一般是指个体道德情感的匮乏，以及由此引起的在道德感知、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上的迟钝麻木和无动于衷。在道德冷漠的情境中，个体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能力趋于丧失，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联和道德纽带难以维系，社会的道德规范被人们漠视，社会的道德秩序趋于混乱，人们强烈感受到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麻木。 (一)道德冷漠与道德情感的匮乏 道德冷漠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道德情感的匮乏，即缺乏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爱和悲悯，在情感上麻木不仁，对社会热点道德事件熟视无睹。 道德情感是构成个体道德能力的必备要素之一。在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伦理学看来，道德起源于情感，情感是人先天具有的识别善恶能力的“内在感官”(莎夫茨伯里语)，情感上的善恶决定了道德上的善恶。例如，在休谟看来，情感是一切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基础，离开情感，一切道德都不会发生。他认为，道德情感是在同情或情感共鸣的基础上，在内心引起的满意或不满、称赞或谴责的一种心理情感。休谟所提出的同情(sympathy)一词由sym(with)和pathy(passion)两部分组成，意即“与……具有同感”或“与……产生共鸣”。这种情感是一种由专注自身转移到关注他人的无私而显著的情感，诸如同胞感(fellow-feeling)、关怀(care)、关心他者(other-regarding)、怜悯(pity)和仁爱(benevolence)等，此类情感构成了人们真实的道德动机(moral motivation)，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人们可以按照利他主义(altruism)的原则去行事。因此，休谟在《人性论》中明确指出，决定道德善恶的不是专注自我的自利心，而是关系他者的同情心，同情心就是“任何情感的同类感应”，它“是道德区别的主要来源”[1]；他在《道德原理研究》中将这种同情或情感共鸣视为“人的本性中的‘人性’或‘人道’(humanity)”[2]。 人天生具有同情心，可以通过想象感受他人遭受的处境，自身也会产生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可以判断和审视当事人的品质或行为是否合宜。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是之谓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其实是一种情感的转移即移情(empathy)过程，是道德情感的形成或生成过程，也是道德动机的生长过程、道德想象的运作过程和道德判断的形成过程。对此，斯密说道：“正是这种更多地同情他人和更少地同情自己的情感，抑制了自私自利之心，激起慈悲情怀，构成了完美的人性。”[3]以同情为基础，通过对利己心的抑制和对利他心的扩充，形成了各种美德，人们从而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实现利己和利他的统一。 一个在道德情感上处于麻木状态的人，必然会丧失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因而也就缺乏必要的同情心和关爱心，不能或不愿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因而在道德行为上就会表现为无动于衷。因此，道德冷漠就是道德情感的丧失；同时，在道德冷漠的社会氛围和生活情境中，道德情感的表达和共鸣也会受到严重的抑制，当面临需要其作出道德决断的道德事件时，一些人就会表现得冷漠无情，甚至冷血残忍。 (二)道德冷漠与道德判断力的丧失 道德冷漠的另一个典型表现是道德判断力的丧失，缺乏正确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思维，对于各种社会道德现象、道德事件采取不思考、不判断的消极态度。 道德能力是主体的实践理性能力，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是道德行为主体能够对人对事对物做出善恶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即为道德判断力。在伦理学思想史中，关于道德判断力的研究，一些学者倾向于对经验判断力的研究，另一些学者倾向于对反思判断力的研究，前者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后者以康德为代表。 所谓道德的经验判断力，其核心是根据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即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中生成正确和合理的道德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更多地不是靠知识的传授而获得，而是靠丰富的人生经验而养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明智或实践智慧(phronesis)所指称的就是这种经验性的道德判断力。他说，“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具有明智美德的人能够了解真实的具体情境，对变动不居的经验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所以，“离开了明智，我们的选择就不会正确”[4]。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智”标志着一种在具体情境中生成经验性的道德判断的能力，之所以称之为道德性的判断能力，乃是因为它与善恶的观念相关联，或者说以善恶的观念为理论前提，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才将“明智”称之为“合乎逻各斯”的实践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