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当代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这关涉现代性价值认同难题，指向国家、社会和公民三方面的价值认同。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当代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重构的必要环节，又是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国家理念和价值原则之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是在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的意义上，还是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中国阐释和中国发展的意义上，我们都必须以中国现代性为根本，从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的伦理本质，来理解中国价值观的道德意义。 一、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的意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一套理性的负载价值观内涵的制度体系和道德体系的支持。没有核心价值观支撑的文明必定短视，不可能持续长久。而一种文明体系越是“现代”(modernity)，便越是遭遇价值认同难题，也越需要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滋养，从而凸显“核心价值观”之为“德”对于推进当代中国价值观的价值认同的重要性。 就功能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多个层面的当代中国价值观①。它不仅关涉个人方面的价值规范，同时关涉社会方面的价值原则，更主要地还关涉国家方面的价值理念。它以中国人的价值认同为前提，以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为基础，是当代中国在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承及其现代性重构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共有价值观。因此，核心价值观作为多个层面的当代中国价值观，既是公民个人的价值认同，又是社会、国家层面的整体性的价值认同。就公民认同而言，它指向公民行为的个人之德。就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而言，它指向社会价值原则和国家价值理念的“大德”。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内含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德之认同和认同之德。从德之认同看，当代中国价值观当然不能脱离中华传统文化，不能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也不能避开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和中国现代性重构的文明进程。从认同之德看，当代中国价值观有赖于从一切传统文化的伦理资源和一切优秀现代性文明的创建中汲取精华，培育认同，锤炼获取优秀价值资源和价值理解的能力。作为一种引领一个文明整体前行的核心价值观，它需要优先强调国家之德的价值指引。 一方面，我们要深入阐发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仁爱理念、诚信原则、明礼精神、责任意识、大同理想、社群本位的时代意义，让传统价值观中的优秀内容得到传承和发展，使之成为滋养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和文明要素。在这一维度，我们从核心价值观所关涉的德之方面，特别强调和谐价值观对当代中国价值观之阐释和人类共同价值观之拓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礼记·中庸》中的一段话，可援引为例。《中庸》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里所说的天下国家的“九经”，就是中国传统和谐价值观的九条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对国家之德所进行的一种价值描述。它的核心就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这些价值原则分别归类为个人之德(“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社会之德(“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和国家之德(“怀诸侯也”)。其中，国家之德是总体性的或纲领性的原则。这段论述与儒家“修齐治平”的治道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它表达了传统和谐价值观的政治担当，其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礼乐教化”的伦理认同之道。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通过一种贯通古今的视野进入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价值观)的资源性诠释，从历史文化的根脉上，深入挖掘并理解中国价值观的道德意义。 由此，我们看到，回归传统和谐价值观的伦理资源，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遭遇的现代性价值认同难题来说，无疑能够而且必定会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周礼·春官宗伯》所谓“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重点就在于如何诠释“德化天下”的国家之德。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传统价值观的当代阐释及其现代转化，对于建构当代中国价值观来说，虽然是基础、前提，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只是涉及到如何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方面。而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更为重要的关切，还体现在面向现实和面向未来的方面。它必须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明进程，对人类共同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理念提供中国理解和中国阐释，以开掘出更为广泛和普遍的世界意义。从这方面看，中国现代化进程遭遇众多转型问题和价值观问题，特别是在如何处理与西方价值观的竞争，以及如何认真对待西方价值观中的合理的优秀的文明成果方面，我们尤其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德”之指引。 当代中国社会的“公—私”分域之进程，“传统—现代性”断裂之运动，“地方性—全球化”两歧之对垒，等等，使得人们在价值观问题上愈来愈深地困扰于理性多元论和价值多元化之迷局，以至于精神领域的整体趋向似乎契合了麦金太尔对现代性道德的指认：现代性道德和现代伦理学理论的危机是“共识的难于达成”。我们是在经历一场亘古未见的道德滑坡，还是在经历道德世界的“高速转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价值观在其现代性重构的意义上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就其遭遇的基本价值难题和总体文明转型而言，则面临与西方现代性大致相似的问题，即面对价值多元化格局以及道德世界观的破碎所带来的现代性价值认同难题，我们如何重建价值共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当然有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内涵和价值立场，但也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人类共同价值观。我们如何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对这些价值进行道德解释，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