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一种说法，认为抗战打早了，蒋介石上了别人的当。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并没有全面占领中国的想法，正是因为中国的全面抵抗把两国拖入了战火，造成了战略上的失分。 这样说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想过九一八，事变当时，不也看不到日本内阁和军部有全面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但日军照样半年内席卷东北。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七七事变后中国继续退让，那么，如何可以排除，日军在东北的行动就不会在整个中国全面复制？ 其实，对于这种相信历史的进程来自某些人的头脑的想法，对于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做出尖锐的批评：“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做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①把历史的进程理解为某些人头脑中的图景的翻版，这种认知未免太过肤浅。要了解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还是要回到历史现场，从历史的多种关系中入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示的，历史很多时候都是合力的产物。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和中国及其他亚洲各国一样，在近代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属于后发国家。不过，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迅速崛起，先是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帝国，接着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罗斯，一跃成为东亚霸主。 日本的崛起和对外扩张几乎如影随形。必须承认，近代工业化带来的船坚炮利造就了空前的强国，使得发达国家可以用很小的代价征服远比自己庞大的国度和民族，大英帝国缔造的日不落传奇就建立在工业化带来的武器、动力等革命性变化的基础之上。同时，工业化造成的资源消耗及超额利润，又为这种征服增添了巨大的动力。英国的野蛮侵略固然给世界很多落后民族带来了痛苦，但其所显示的力量却也成为诸多国家效法的榜样。1868年3月，明治天皇发表“海外雄飞”大略：“继承列祖列宗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② 日本崛起后，最初的扩张对象是近邻朝鲜，对手则为中国。在明治天皇鼓励下，200多年前丰臣秀吉进攻朝鲜乃至欲图征服中国的往事被大力宣扬，享有日本启蒙思想家之称的福泽谕吉宣示：“能唤起举国人心且感动全民者，莫如外战，神功皇后之征伐三韩，固在千七百年前，丰太阁出师亦历年三百，人民尚不能忘怀之。今世上有征韩论者，是日本人民千百年思古之情与不忘荣辱之明证也。”③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他国、异民族的生存与权力尚不能进入视野，本国的利益是唯一考量，而利益的膨胀通常又看不到止境。近代文明中，与工业化带来的野蛮征服相向而行的民族国家和人类生存权力概念，在日本启蒙阶段并不能占据主流，日本本身也不具有能够使自身安身立命的文化传承。实力的扩张带来欲望的增长，这种欲望又不受公理和道德的制约，近代日本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麻烦制造者，在其崛起的那一刻似乎已成宿命。 如果从这一基础上看日本此后近百年的历史，其发展趋向就变得不是那么难以理解，拉长时段看，在历史的奇诡和突兀中，可以清晰看到其脉络在。概括而言，日本的对外扩张，基本经历了三个时段：甲午战争前，对手是朝鲜及其背后的中国；甲午战后，触角北延，对手是俄国和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其军力的进一步扩张及在国际关系中遭到西方制约，隐隐然以俄、美、中作为主要争战对象。对手变化的背后，是日本争霸野心的不断膨胀。 日本向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是朝鲜。1882年8月，时任日本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表示：“现今，欧洲各国与我相互隔离，痛痒之感并不急切……然而，近期考察我国邻邦之势，其骎骎勃兴，乃是决不可轻视者”，“我之欲以其力相较量者，不在痛痒之感并不急切之国，而在直接附近之处”。④1890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提出所谓“利益线”的主张：“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对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明确表示“我国利益线的焦点实在朝鲜”。⑤日本把扩张矛头指向朝鲜，不可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此即甲午战争之由来。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东北成为日本的下一个觊觎目标，进而在东北享有特殊权益的俄国也成为日本潜在的对手。对此，山县有朋的一段阐释事实上成为当年日本处理与俄国关系的指针：“我国与俄国之关系，虽尚未完全破裂，但迟早一大冲突，势所难免。彼若恃强进而侵犯我国之权利线，我将决意对抗，必须有此决心。”⑥日本结成日英同盟，并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展开争霸战争，都和此一判断有关。日俄战争获胜后，日本在中国东北获得巨大权益，日本的所谓权利线得到确保。 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跻身世界一流大国，地位与实力的变化不仅影响到日本如何看待世界，也影响到世界如何看待日本。日美同为太平洋大国，美国又向来主张中国“门户开放”，不赞成影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行为，美日围绕远东和太平洋的权益问题开始发生冲突。美国因素的介入，以及中国在辛亥革命尤其国民革命后形势的迅速变化，是一直以本国利益为唯一考量的日本处理国际关系及中日关系的重要指标。1918年6月，日本陆海军确定新的国防方针，陆军的假想敌由原来的俄罗斯、美国、德国、法国顺位变成俄罗斯、美国、中国顺位；海军也将此前的第一假想敌国由英国切换为美国，美、俄成为日本主要的假想对手，中国列入陆军假想敌国第三位。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