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外史学界交流日益便捷频繁，人员之相互往来，资料之互通有无，理论、方法之互相启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欧美史学界种种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持续被介绍与引进，给中国史学界吹来阵阵新风。但是，在引进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对于某些研究模式的简单移用，缺少深刻的理性反思。“中国中心观”的移用，就是一例。 美国一部分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明显转变。就内容而言，由先前研究政治史、制度史、中外关系史与思想史为主，转而以研究经济史、社会史为主，区域、城市、企业、工人、农民、妇女、同乡组织、帮会等成为重要议题。这种转变，用美国学者保罗·柯文(Paul A.Cohen)的概括，就是由“冲击—回应”模式向“中国中心”模式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发生，既与美国学界对中国研究学术变迁的内在逻辑有关，也与这些学者研究环境的变化有关。美国五六十年代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年长一些的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10-1990)等，多有从事外交活动与外交史研究背景，年轻一些的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芮玛丽(Mary C.Wright，1917-1970)、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等，他们学术研究生涯中最有创造力的阶段，恰值国际上两大阵营冷战时期，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获取过细的资料，而研究外交史、制度史与思想史，则可以通过解读官方档案与精英著作展开。撰写《美国与中国》(费正清，1948)、《中国对西方的回应》(费正清，1954)、《东亚文明史》(费正清与赖肖尔等，1960)，剖析严复(史华慈)、梁启超(列文森)等人思想，是他们最合理的选择。 及至他们学生一辈，孔飞力(Alden Kuhn，1933-2016)、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1936-)、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1937-2006)等成长起来以后的六七十年代，有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其研究路径发生变化：一是社会环境与获取资料条件的改变。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沼，青年学者奋起对帝国主义与侵略战争进行反思与批判。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美国学者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越来越多，接触到的鲜活资料越来越丰富，了解的中国越来越立体化。二是思想环境的变化，欧美学界社会科学的繁荣，特别是法国年鉴派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渗入到美国史学界。年鉴派史学强调的长时段、小范围、目光下移与综合性研究的取向，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研究长时段的珀金斯(Dwight H.Perkins)《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1969)、史景迁《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1620-1960》(1969)、魏斐德等《中国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1975)，研究地区与基层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孔飞力，1970)、《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1976]、《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1845-1945》[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1980]等，相继问世。80年代以后，研究地区与基层的著作成批涌现，包括研究华北地区(黄宗智)、汉口社会[罗威廉(William T.Rowe)]、北京黄包车夫[斯特兰德(David Strand)]，其中以近代上海各种社会阶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最为突出，诸如警政(魏斐德)、资本家[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工人罢工(裴宜理)、学生运动[华志建(Jeffrey Wasserstrom)]、银行职员(叶文心)、苏北人[韩起澜(Emily Honig)]、同乡组织[顾德曼(Bryna Goodman)]、妓女[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贺潇(Gail Hershatter)]等。 对于这种由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学术转变，美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进行概括与分析，柯文将其概括为由“冲击—回应”向“中国中心”模式的转变。他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中国研究模式进行批评，对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所出现的新趋向进行评述，称其为“中国中心观”。柯文认为，以费正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个模式来解释近代中国历史，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作用。这种西方中心取向的症结，在于把西方这种局外人的狭隘观点强加在中国历史之上，而对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这些都是由西方来界定的。① 柯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89年在中国出版，后来一版再版，还出了修订本，并被译为日文、韩文，影响之大，完全出乎柯文本人的预料。②尤其在中国，此书所受关注程度之高，影响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远在一般海外汉学著作之上。笔者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与“中国中心观”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共得文章36篇，包括一篇博士论文和两篇硕士论文；截至2015年，几乎所有中国重要史学刊物都有介绍或评论。 对于此书的影响，罗志田在2004年称，“‘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此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③李学智在2010年归纳学界的反应：或称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较精密和周全的论证上面，并以各种历史事实加以验证，基础比较扎实；或认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对“西方中心观”模式的批判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基础之上，值得肯定；或认为柯文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旧说，打开了一扇透视中国近代史的新视窗，评论各有侧重，但从总体上说，对“中国中心观”多予肯定。④还有人称，此书在大陆的译介，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共鸣和推重”。⑤当然，其中有不少富含学理的批评性讨论，汪熙、罗志田、李学智、夏明方、朱浒、杨剑利等人，对柯文著作都有颇为深入的剖析与批评。 各位学者感受到的“引用率甚高”，“轰动、共鸣和推重”，是有坚实的经验基础的。且不说我们时常能在各种会议上听到人们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毋庸置疑的肯定与强调，在各种论著中看到人们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持续引用与讨论，即以数量众多的近代史研究生论文选题而言，尽管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还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以中外关系史、西学传播史为题的，明显地不如区域史、社会史、经济史受欢迎，因为前者更容易与“冲击—回应”模式相关联，而后者更易于从“在中国发现历史”角度去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