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工作已超过一个甲子，先后出版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百万余字的著作。近三十年来，他主要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主编并撰写《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书，这些著作至今仍被海内外学界视为中共领袖传记中的权威之作。 一、撰写领袖人物传记应把握三项原则 谈到“研究”与“宣传”，金冲及多次强调：两者都十分重要，都很不容易做好，但又有所区别。研究要善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和写宣传文章有所不同。宣传文章主要是将“已知”的、也就是已经被正确认识的真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富有说服力地讲给更多人听，使更多人能够正确理解和接受，化为万众一心的行动。这当然极为重要，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做到。研究工作首先是要解决那些还“未知”的重要问题。这样，才谈得上“创新”，才能把认识不断推向前进。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1989年，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出版。这部70余万字的传记一出版，立刻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该书对史学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它是开始运用大量可靠的原始档案并注明出处写成的党史著作。 金冲及曾同笔者谈到，在撰写领袖传记时必须把握好三点原则： 第一，力求真实。真实是历史著作的生命。但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无法百分之百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何况不少记载又会互有差别。因此，撰写传记至少要把80%的时间用在研读比较可靠的原始资料和访问当事人的口述资料上，不能轻信那些未必可靠的第二手材料，更不能采用那种猎奇性的道路传闻；然后细心地加以比较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事件和人物仿佛如实地重新活现在眼前，再用20%的时间来写作。这样，仍很难做到完全无误，但至少应做到尽可能符合实际。至于刻意作并不符合实际的美化，即使出于好意，也是不可取的。 真实就是实事求是，也是党的思想路线。没有一个人能从来不犯错误，一生都是正确的。周恩来当然也不例外。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周恩来传》时，作者还是碰到许多困难。当时，作者身边有许多同总理亲密接触、受过总理领导和教诲的人，常常会提出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总理那么伟大！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价总理？”但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科学的态度，并得到了邓大姐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大力支持。 第二，对人物的评价力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只有坚持高度的科学性，人物传记才能有生命力和说服力，才有可能产生应有的宣传和教育效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得到那些中间状态读者的理解和认可。对那些一谈到总理就会掉眼泪的人，看了这本书也可以增加一些知识，但对一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他们大多本来就容易理解。至于那些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心怀敌意的人，你再耐心地说明，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因此，处在中间状态的读者，事实上是最大的读者群。他们并不反对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但是心中有各种疑问，特别是对于领导人工作中的失误的疑问。如果写作时都不谈及，势必造成一种效果，即读者会对这部书失去或减少信任，即使对写得很好的内容也会持怀疑态度。这自然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效果。 谈到生命力，是说你的著作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研究成果一旦出版，就要准备几十年后所有档案都公布了，读者回过头再看这本书，发现它是实事求是的，你写的事实和论断依然还能成立。这样，它才有生命力。即使有些事一时还不便多说，但书中还是要含蓄地谈到，这样做，读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什么都避开不说，随着将来更多档案资料的公布和发掘，就有可能推翻你原有的结论，这样你的研究成果就变得没有生命力了。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写文章时要处处为读者着想。因为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需要处处为读它的人着想，而不能变成自言自语。金冲及谈到，胡乔木在这方面曾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吸引人看，二要使人看得懂，三要能说服人、打动人。要弄清楚哪些是读者已经知道的，哪些是他还不知道的。他早已知道的，就少说或不说，免得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纸张。对读者还不知道或不明白的，就要多说几句对读者有用的话。茅盾曾经说过：不要以为自己知道的，读者也知道；也不要以为自己不知道的，读者都不知道。这值得我们注意。 第三，对传主存在的一些弱点和失误，要有分析，特别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说明，解释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使人理解，而不能简单地回避问题或苛求于前人。金冲及在研究过程中看了大量档案，访问了很多当事人，常会对传主产生感情，甚至是深厚的感情，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这容易不自觉地产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毛病。对此，他时刻提醒自己：一个人从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尤其在面临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更是难免会有失误，不像“事后诸葛亮”那样看得明白。一个人的成长，既要从成功的经验中，也要从失败的教训中汲取智慧。用科学的态度来写，对这些失误就不应当回避。应当力求找出导致失误的主客观因素，合情合理地加以说明，使人理解。这样的传记，才真实可信，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比如，周恩来幼年时代过继给守寡的婶婶长期抚养。以往歌颂总理的文章和书籍常引用总理的一句话：“我的好学和好静，都是受嗣母的影响。”这一点没错。但是整风时，他在重庆所作自我检查里还曾讲过大致这样一段话：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在我身上也表现出一些女性的仁慈，而缺少野性。金冲及在写作时稍含蓄地写道：“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虽然没有直接引用原话，但意思是一样的。《周恩来传》写作过程中，邓颖超同志始终没有作任何干预。书出版后，她要秘书每天给她读半小时，对这些内容也没有提任何意见。
